鉴于当下我国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几近常态化的现实，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2013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降低总体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继深圳首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后，北京、上海、广东的碳市场有望在今年年底开始启动实际交易。

　　在国内碳排放第一大省山东，建立以“碳交易平台”为代表的“环境交易平台”同样箭在弦上，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呼之欲出。

　　记者获悉，根据全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规定的节能标煤数量，山东烟台的两家企业已于今年10月31日完成了在这一框架下的国内首笔节能量交易。虽然交易节能量只有22吨标煤，但在全国开辟了此项交易的先河。

　　8日，山东省能源环境管理中心、省能源环境交易所交易部业务总监陈再洋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山东省金融办已于今年9月份批复筹建省能源环境管理中心，目前他们正在协调省发改委和环保厅建立山东省排放权交易平台，筹备材料已经由省经信委上报至省政府，有望在近期获批。

　　治理办法混乱

　　所谓碳交易，简言之即基于国家对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额进行限制，通过建立碳交易市场平台，企业可以将自身未用完或需要的碳排放配额挂牌买卖，从而对企业产生约束，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实际上，国家发改委早在2011年便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随着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大，环境负载量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在这一背景下，行政手段治理排放的潜力已经基本用尽，拉闸限电的传统方法也不能再用，因而建立市场化减排机制成为当务之急。”陈再洋坦言。

　　据介绍，山东是我国碳排放第一大省，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0%，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排放总量。根据环保部与山东省签订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山东到2017年要实现细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20%左右，实现这一目标可谓压力巨大，单纯依赖行政处罚、关停设备等传统手段不仅作用不大，亦与当下政府机关简政放权的精神相背离。

　　“"今天罚一点，明天再罚一点"，以往地方政府分段、分时的治理举措往往简单粗暴，弄得企业晕头转向。"一税了之"、"一罚了之"不仅无法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还往往让企业慢慢形成花钱就能摆平的认识。”陈再洋举例道，有的企业要上马一个高耗能项目，地方政府经常会要求其在当地修路或建设相关公益配套设施来作为条件，办法可谓混乱不堪。陈再洋认为，通过建立环境交易平台，借助排放权标的价格的不断变化，可以引导企业将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从而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和最小化，降低减排成本。通过优胜劣汰，淘汰掉排放效率低的企业，建成一条产业布局优化和落后产能淘汰的通道。这样就能避免行政手段过于生硬且排放容易反复的缺点，同时还能推动山东省生产装备升级，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第四生产要素具备天然金融属性正是基于国家对碳排放量的严格管控，权威人士认为，碳排放权作为企业运作的稀缺资源，未来有望成为继资本、人才、土地之后的第四生产要素。针对碳排放权的排查、核查和配额分配工作目前已在多个省份展开，这一过程便是完成碳排放权资产化的过程。资产化后的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可以用来作为融资或设计金融产品的增信或担保方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环境金融”的尝试，山东已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山东省节能量交易平台”，根据全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规定的节能标煤数量，推动省内1190家被纳入名单的重点用能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解决节能减排问题。陈再洋认为，排放权要素本身就有天然的金融属性，其应用和开发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排放权交易平台一旦建立起来，将助推山东省环境金融的快速发展。其中，在金融产品开发方面，可以进行以排放权为载体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如开发债券、与各类“排放权资产”应收账款未来现金流挂钩的信贷、证券产品等。此外，通过开展排放权交易保险(放心保)和担保业务，可以降低排放权交易中各个环节的风险，实现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

　　随着排放权交易的成熟，还可以发展排放权期货期权交易，增加排放市场透明度和预测功能，让减排成为企业自发的市场行为。排放额分配成焦点对于箭在弦上的排放权交易平台，企业作何反应？通过采访多家被纳入全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重点用能企业，记者发现，企业尚不了解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实质运作机制，甚至对平台的建立有所顾虑。“肯定会有一些担心，毕竟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随着能源消耗增加，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必然有所增加，这与碳交易平台的限额排放相矛盾，为保证碳排放交易平台的有效运行，可能影响公司项目的开展。”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技术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介绍，企业现在最关注的就是碳排放配额的多少和污染物总量指标分配定额，这将直接关系企业以后的发展规划。如果碳排放配额超标，或者完不成总量控制指标，又没有很好的交易途径，那么企业的建设项目就会限批，制约企业的发展。“希望政府为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适当增加碳排放配额和污染物总量排放指标。”福田汽车集团诸城厂区公共事务总监助理籍英华，也表示了对碳排放配额多少的担心。他对记者坦言，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正在加强科研力量，开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逐步淘汰高耗能产品和工艺技术。配额设得过于宽松，企业都很容易实现，那么交易市场难以形成；但如果设得过紧，企业完成成本太高，负担过重，无疑会影响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陈再洋对此表示，这要根据企业历史的碳排放数据—耗能数乘以相关系数得出，以免费发放和有偿配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配。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能效低、耗能高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配额，而是通过完善行业生产效率设置的基准线，加入了对企业节能技术的考量，对减排效率已经很高的企业，可以考虑赋予其排放豁免权。“这就好比对企业念紧箍咒的过程，先以较为宽松的免费配额将企业引入市场交易机制，随后逐步扩大有偿配额比例。有偿的配额的发放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调整，通过市场杠杆作用，搞清楚社会上合理的减排成本到底是多少，从而充分考虑到配额分配的公平性。”陈再洋坦言。

　　记者注意到，深圳市碳交易市场自今年6月份开闸对碳排放进行实质性交易以来，减排企业交易活跃度一般，整体交易量仅为12万吨。有业内人士担忧，“有场无市”的排放交易市场无法起到真正的节能减排效果。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认为，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刚启动，控排企业还不确定对碳排放的具体需求，多数处在观望阶段。从中长期来看，深圳碳交易如果不考虑扩大涉及的区域，不扩大纳入减排的产业范畴，将来可能会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