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企业

　　生存为主还是生态优先？

　　早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开始在全国水泥企业普及的时候，云南省几乎每个县有一个立窑厂，年产在10万吨至20万吨，似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而倘若新上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线，年产就在60万吨，突然间增加的水泥产量，在云南山多地少的县里，总让企业老总有些迷茫。

　　关键是立窑的年产量小，大多水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丰厚，新型干法线的占地面积大，新上一条新型干法线，企业就要重新辟出新地，而建新线的成本很高，企业老总为此感到巨大压力。

　　于是，云南水泥企业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出一些对策。比如，批大上小，批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暗地里只建日产1200吨至1500吨的新型干法，同时，立窑依旧保持着运转。

　　2009年之后，云南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外省的水泥大企业纷纷入滇，新型干法大生产线也开始在云南生根结果，并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了大企业大生产线的威力，无形中令第一轮上了小型生产线的当地企业受到挤压。

　　本地企业家于是又纷纷上报批线。此时，全国水泥产能过剩已现端倪，国家关于遏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38号文即将出台，上新线的批文十分严格。

　　为了上大生产线，部分当地水泥企业经营者开始想对策，结果就形成了批小上大的逆转局面，批一条日产3000吨的新线，实际建的却是日产4000吨的更大的生产线。

　　在“求大”的过程中，不少偏远地区的水泥企业继续保留立窑，于是，当地很多城镇出现了大型新型干法线和早已被列入淘汰行列的立窑共存的现象。

　　云南澄江华荣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文光曾用蝴蝶效应来比喻如今云南水泥企业的现状，因为云南省要发展旅游业，在2008年以后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导致当地水泥企业一窝蜂上线，这是造成今天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之一。

　　“产能过剩之后，这些水泥企业又活不下去了，企业就要辞退员工或者减发工资，员工因此消极怠工，企业面临破产，大量的当地百姓失去工作。于是，企业就开始想办法挣扎着活下去，因为没钱建新线，想方设法保留落后生产线，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文光说。

　　不过，当大规模基建项目告一段落，水泥产能过剩的影响便迅速凸显――不仅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那时候兴建的水泥厂和成百上千的员工，如今也将面临破产和被迫待业。通过什么方式既能关闭或淘汰当时兴建的小水泥厂，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是摆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水泥行业人士面前最大的难题。

　　外来建线

　　如何开展优胜劣汰？

　　我们去云南某水泥企业采访，一小时的路程竟穿过了四五条隧道，而且有很多距离超长的隧道。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师红告诉我们，云南全省道路都是这样的情况。

　　“云南是多山地带，水泥用量要高于平原地区。比如平原地区人均800公斤水泥已足够，而云南可能就需要人均1200公斤水泥。但综合全省的情况，我们认为云南人均900公斤水泥是属于正常的范畴，超出了就意味着产能过剩了。”师红说。

　　云南所需水泥量要多于平原地带的客观原因，成了外来企业进军云南的重要凭证，外来大企业以此为由，将生产线深入云南腹地，且越建越大。

　　“云南水泥需求量多过平原，但水泥人均已经接近2吨了，已经和全国大部分产能过剩地区持平了，可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云南是水泥需求大户。”师红说。

　　四川全省水泥产能过剩，大抵从2008年开始显现。2008年3月份前，四川在建和拟新建生产线已经达到83条，合计总产能达到9970万吨，而这在建或拟建的80多条线，大部分来自外省水泥企业。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当年5月，所谓“外来企业大举入川，是为了灾后重建的需求”的说法并不属实。

　　回过头来看，即便没有地震灾害的出现，四川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患，倘若那83条新建线如期投产的话，也已经足够满足灾后重建的任务。

　　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任务急迫并且艰巨，而新建或拟建的项目尚不能完全投产，导致水泥供应量突然增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省内现有的水泥企业加大了生产线的投入，而外省水泥企业蜂拥入川，纷纷跑来圈地建线。到2010年，四川灾后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不少地方仍大肆兴建生产线。

　　当西南当地水泥企业将矛头指向外来者时，一位在行业内非常著名的龙头企业的创始人则提出了他对水泥产能过剩的想法。

　　他曾表示，水泥产能过剩不是绝对性的，但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这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产能过剩的相对局面，对于水泥行业在节能减排，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上也是有利无害。

　　如何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位企业家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竞争去自然淘汰，要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为不同的区域水泥发展带来全新局面。

　　外来企业进入西南地区，究竟是不顾产能过剩强行上马，还是加快了水泥产业市场化发展的脚步？究竟是和当地企业同抢一杯羹，还是在公平的环境中优胜劣汰？究竟是加剧了区域水泥发展的负担，加重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力度，还是从本质上扭转了当地水泥从产能、技术、意识等都相对落后的局面？

　　或许对于这些问题，今天都还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共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水泥行业节能减排，尽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水泥行业发展的未来。

　　政府监管

　　要业绩还是

　　要持续发展？

　　有这样一件事在贵州水泥企业流传，某地区政府了解到了当地水泥产能过剩相当严重，于是默许部分水泥企业限量生产、遏制过剩产能。

　　于是，很多水泥企业由全年生产自行制订了停产时间表，可没过几个月，邻近城镇的地方政府，白天听不到这里水泥窑运转的动静，晚上也看不到水泥厂余热发电亮起的灯光，城镇突然陷入一片寂静漆黑之中，于是便传言这片区域经济下滑，政府监管不力，没有作为。

　　这片区域的政府领导听到传言，生怕因此而影响了政绩，立刻要求所有的水泥企业全部开工运转，那表面的辉煌瞬间又回来了。

　　“可是，那真的只是表面的辉煌，可坑苦了这些水泥企业，要不停地生产水泥，价格都降到每吨200元以下了，还得咬着牙交税，你说满仓库的水泥，让他们怎么办？”一位遵义水泥企业老总满心无奈。

　　西南很多水泥企业家曾发过这样的牢骚：地方政府官员更迭调任是常事，究竟是往上调还是朝下走，在任期间的业绩是一道标尺。但现实的情况是，水泥产能过剩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任何一位在职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可能更不应该蒙在鼓里。

　　而作为当地政府，既要推动一个产业可持续发展，地区生态环境尽量不遭到破坏，又要防止企业倒闭而可能存在的社会隐患，还要保持在任期间所管辖区的GDP增长，尤其是身处贫困边远县区的地方政府，该如何作为？如何决断？正如西南某水泥协会会长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几个字：“他们也难。”

　　“每个区域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各级政府衡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牵绊，那么现在这些急功近利，势必将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