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命的空间

宜兴，江南水乡的一块宝地，自古就以“陶的古都、洞天世界、茶的绿洲、竹的海洋”蜚声海内外。宜兴的紫砂壶，紫玉无言，金砂有声，一把紫砂壶里，追溯今日昔时，倒映冷暖流年；宜兴的洞，集“古、大、奇、美”于一体，千姿百态、神奇古怪；宜兴的阳羡茶，以汤清、芳香、味醇的特点而誉满全国。历史悠久，自古享有盛名，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宜兴阳羡紫笋茶历来与杭州龙井茶、苏州碧螺春齐名，被列为贡品；宜兴的竹，竹海茫茫，无边无际，重重叠叠的翠绿依山就坡，春风徐来，形成一层层铺景叠翠的波浪。端的是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远的不说，仅近代大家，就有画家徐悲鸿、吴作人，物理学家周培源，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等。本文所要记述的人，虽不在上述大家之列，但在我国水泥行业，却是大名鼎鼎，治学有道，他就是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前院长、水泥专家钮一民先生，他同样来自于宜兴，来自于宜兴一个普通农人的家庭。

钮一民孩提时父亲就去世了，脑海里已无慈父的印象，眼前只闪动着母亲操劳、忙碌的身影。在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女性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秉性：家中的几亩薄田，全靠母亲一人苦苦支撑，仅靠种田难以维持，有时母亲还要外出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钮一民到了上学的年龄，学费是一年一担零几斗米。这对于母亲来说，不啻是新的负担，但母亲却毫不犹豫地送他上了学。过了几年，钮一民长大些了，懂事了，看到母亲实在艰难，提出不去上学了，在家帮母亲种田，却被母亲断然拒绝：只要供得起你，你就念！钮一民始终没有明白，母亲这股锲而不舍的信念从何而来。母亲的世界，独特而丰富，充满迷宫般的无限可能性。

观念本身没有绝对的价值，重要的是秉持观念的人用怎样的立场与理由坚守。

梦影重叠，记忆与遗忘重叠，期待与痛苦也在重叠。

1950年，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钮一民考入了当时的南京大学化工系。化工系科目繁杂，除水泥专业外，还有陶瓷、食品工业。食品为何纳入化工体系，这让钮一民这些新入学的大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用现在的眼光看，还真得佩服院系调整主持人当初的远见，以现有食品添加剂的花样之多，当不愧是从化工系的山头混出来的。有段子说：国人从食品完成了化学的扫盲。史实与段子相映成趣，是巧合，还是宿命？

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部分院系后，与创办于1888年的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仍名南京大学，校址从四牌楼迁至鼓楼金大原址。金陵大学与全国所有的教会大学撤并，自此教会大学成为历史。钮一民随化工系转入南京工学院。

学习的过程中，也曾有专家学者讲课，印象深刻的有王涛、赵庆杰等。王涛是我国第一位在世界水泥界享有盛名的水泥专家，我国水泥工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赵庆杰是解放后江南水泥厂第一任厂长。

大学毕业后的1956年，钮一民分配到华新水泥厂。华新水泥厂于他而言并不陌生，大学时曾在那里实习过。华新水泥厂是中国水泥工业中久负盛誉、驰名中外的企业，创建于1907年，是我国最早的三家水泥厂之一。钮一民的到来让华新厂领导大喜过望，这是解放后厂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刚结束战乱的中国，各类人才奇缺，普通的技术人员都当做宝贝，更何况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华新厂的所在地湖北省黄石市，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小城，因大冶铁矿和华新水泥厂之故，被誉为“钢铁摇篮”和“水泥故乡”。这里的水土、气候与南京没有多大差别，钮一民生活惬意，工作也顺风顺水。中苏两国关系正处于“热恋”之中，为了更好地向老大哥学习工业技术，不久，钮一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到建材部在天津开办的干部学校学习俄文。

一年后学成毕业，钮一民没有回到华新，却被分到了位于北京东郊管庄的建材研究院。离开了那座美丽的江边小城，钮一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命空间。

二 预热器的传说

1958年，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或许是新鲜事物太多如过江之鲫，或许是社会变化太快如白云苍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魅惑召唤，让狂热、焦躁的气氛笼罩在中国上空。似乎是暗合了这种气氛，钮一民分到了热工室。政治的高温他不太明白，也无兴趣，但他却知道，水泥的高温煅烧机理一直是水泥工业的研究课题。他只想把全部身心倾注在石灰石化成的熔液里，在自己一方逼仄的空间营造瑰丽的梦。

热工室室主任是冯修吉，水泥化学及水泥热工专家。冯老是壮族，广西天等人。１９３６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１９４１年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台南工学院电化系主任兼教授。五十年代创建的回转窑热工标定方法和应用反光显微镜鉴定水泥熟料岩相等研究成果，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和推广。和钮一民一样，冯老也是从华新水泥厂主任工程师的岗位调过来的，就是为了组建热工室。冯修吉一见到他就让他去上海：建筑工程部科学局新技术司在那儿有项目。

纵观水泥工业的发展，走过了立窑—机械立窑—回转窑几个阶段。回转窑煅烧分为预热段、分解段和烧成段。能否把这三个阶段竖立起来，力求物料均匀分布在上升气流中，以使物料

和热气体得到充分的热交换？1953年，德国发明了旋风预热器窑，把预热部分竖立起来了。我国水泥界反应很快，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课题，这就是上海科研项目的来源。部里的指示很明确：迅速组建一支一二十个人的研发队伍。钮一民幸运地成为队伍中的一员。原华北窑业公司的老专家段锡荣为负责人。

工业性试验需要一个规模适中的水泥厂，段总带队四处寻找，看中了苏州河边的一家小厂，名为天祥强水泥厂。此厂的诡异之处在于那台直径1.2米的回转窑，居然是一节烟囱改制的！而烟囱则取材于一艘废弃的轮船。能工巧匠叫王卓然作兰，老工程师是也，其在设备制造方面的天分令人惊讶，底层百姓的智慧不敢小嘘。解放后天祥强厂划归上海水泥厂，待钮一民到厂时，各种设备均已陆续到位，只等一声令下，点火试车。钮一民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热工标准标定，他第一次见到预热器，其机理亦不十分明白，权当现场教学，观摩琢磨加揣摩，收获颇丰。

试验的结果出乎意料，熟料标号600号，质量超过上海水泥厂；时日产量1.5吨，热耗1200大卡。旋风预热器窑一炮而红。

试验一直持续到1959年年初。接下来的程序是如何扩大试验规模如何推广。钮一民回到北京向部里汇报成果，科学局的夏侯谅亮、高世士雄两位主管项目的工程师当即拍板：事不宜迟，马上安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跃进导致的基建材料短缺，让某些决策人成为急功近利的短视，他们力主上马立窑，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水泥供应短缺的状况。预热器窑的推广被搁置了，甚至被称为“小洋鬼子”。

时代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刻有时代的烙印。当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回过头看这件事，也无法过分苛求决策者。在一个狂热的时代背景下，成本低，工期短的立窑无法不成为不二选择。更何况那时连环保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呢。

预热器窑可谓生不逢时，立窑喧嚣的烟气，遮掩了它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史实，也尘封于水泥发展史的某个角落，以至于钮一民现在提起，还不免唏嘘不已。

科研队伍解散了，一直关注这个项目的高世士雄一声长叹：预热器窑只能靠建材研究院了！

夏侯谅亮、高世士雄当属建工部科学局的少壮派，年富力强，雄心勃勃，一心要为中国的水泥工业做点事。预热器窑的黯然收场，让他们心有不甘。

时间来到了1963年，国家熬过了三年饥馑，国民经济逐步回升，科学局不失时机，又投资六七十万元，在原预热器窑试验的基础上，做工业规模的试验，作为项目先行者之一的钮一民和阴国士等四人，责无旁贷地成为负责人。首先是选点。工业规模的试验需要一台直径2米以上的干法中空窑，当时符合条件的仅有太原、新疆、哈尔滨几个厂。哈尔滨水泥厂是东北解放后我国接收的第一家水泥厂，全部是日本三四十年代的设备。一条长80多米的中空窑，还要竖一根烟囱，因没有收尘设施，整天价冒着黑烟，戏称“点蜡烛”，吨熟料热耗高达1800大卡。哈水基本代表了当时我国水泥工业干法生产的水平，传统窑型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预热器窑的崛起当成为它们的挽歌。选点的过程加剧了钮一民的焦虑感、紧迫感：超越之道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试验基地定在太原水泥厂二号窑。钮一民从几个单位重新召集了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包括化工、电气、机械、土建等，组建设计队伍。从1963年起进行改造设计，为争取时间，施工、设备同时上马，一场逐梦工程开始了。那是钮一民印入脑海的梦境，虽然难以掌握，却又充满诱惑，因不确定而充满希冀，又因充满希冀而更加诱惑，更加不确定。显然，把握这样的技术，窥测其内在的机理，需要极大的耐心与信心，且依赖观察者持久的关注和实践的敏感。

经过了一千多天的苦战，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完毕，设备安装完毕，时间老人的钟声，已在1966年鸣响，那又是一个诡谲的年头。

太原水泥厂预热器窑的试生产，是我国水泥行业的一件大事，惊动了水泥界的上上下下，王涛来了，冯修吉来了，建工部的要员也来了。为了试生产的顺利进行，王涛，尽管已六十有余，一连在厂里住了几个月；冯修吉、钮一民以及设计队的同志们，更是从春节后一直调试到了七八月。

预热器窑点火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火也在太原水泥厂点燃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猛烈而尖锐，所幸工厂没有停窑，政治压倒一切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明白人心头都有一条底线，生存才是第一要务。钮一民他们不是太水的职工，“桃花源中人，不知魏晋”，索性装聋作哑，你搞你的运动，我搞我的技改。点火后的窑运行稳定，连续一周正常生产，窑产量提高至40%，热耗由原来的1600—1800大卡，下降到1000—1200大卡；经过预热煅烧的熟料，油黑发亮，标号达到600号。

太原水泥厂终非桃花源，一天，钮一民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直呼其名：钮一民，回单位参加文革运动。把各项工作安排妥当，钮一民独自一人回到北京。

1967年，建工部科学局委托高世士雄组织太水二号窑鉴定，预热器窑试产成功，开始正常工业生产。

科学局白景昌处长说：花六十多万，有效果，值了！

水泥设计院胡宏泰院长说：你们搞出图纸来，我们推广。

半年后，钮一民带领研发团队，完成了做出Φ4x60米窑、日产900吨熟料的旋风预热器窑的设计，设计图纸交给了设计院。

然而，推广工作进展缓慢。当时有四家水泥企业准备上马：党家庄、铜川、太原三号窑、酒泉。除党家庄在赖际发部长亲自督促下较快建成，其他两家长期不能投产。原准备在酒泉建的生产线，交给地方审查图纸时，对方指着预热器塔架问：这是什么？原来，酒泉正在建卫星发射基地，对方把塔架当做卫星发射台了！阴差阳错，这条线也就不了了之。

预热器窑迟迟无法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不但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而且还臆造出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悖的精神行程，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当时建工部里“不搞大洋全，要搞小土穷”的观点甚嚣尘上，预热器窑以“不合国情”为由，始终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而立窑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有人说：中国的水泥工业没有预热器阶段。钮一民说：有过，效果也很好，但一直没有推广起来，我们有责任，但也有复杂的客观原因。

从1958年起，中国的水泥工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更新换代、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机会，它穿着旧时衣衫，在破旧褪色的跑道上，又蹒跚前行了二十年。

三 攻关分解炉

文化革命还在持续发展，且看不出有停滞的迹象。家国情怀缠绕在钮一民的心头，脑海里也时刻盘旋着还未想通的学术问题，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显现出一种不为时代所束缚的追求，一种不为动荡时局所惊扰的宁和。

在研发预热器时，钮一民就从日本资料里对分解炉有了初步的认识，所谓分解炉就是窑尾再添一把火，把未分解的生料在炉内继续分解，分解后入窑。生料在预热器内已有40%—50%的分解，进分解炉后其分解率只要达到达80%—90%，窑产即可提高一倍。与钮一民不谋而合的是，科学局夏侯谅亮、高世士雄亦对分解炉“觊觎”许久，他们特地找来钮一民询问：有无把握搞分解炉？

此时已经是1970年，北京建材研究院没有逃脱“被下放”厄运，一分为四，其中热工和粉磨室搬迁至四川江油，命名为建材部四川江油水泥工艺研究所。钮一民和所里的技术人员，并未因文革的倒行逆施而消极、沉沦，他们克服地域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利用有限的科研条件，比照日本资料，开始研发分解炉。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心为国运所牵，情为科学所系。针对科学局的提问，根据江油所的研发结果，钮一民认为，国内回转窑燃料是煤，而国外窑燃料是重油或天然气，所以，要搞就要搞烧煤的分解炉。

烧煤的分解炉方案得到科学局的完全同意。并指派钮一民牵头，用一年的时间，搞分解炉操作试验，按照夏侯谅亮的提法称之为“单元试验”。

因为有预热器窑试验基础，单元实验的地点还是选在太原水泥厂二号窑。按照设计图纸，把分解炉安装在预热器中部。近三个月的试验证明，只要控制炉温不超过900℃度，就能获得较高的生料分解率，窑产随之提高，且炉内不易结皮、堵塞。

试验成功后，在江苏邳县水泥厂做分解炉窑的全流程试验。实验结果与钮一民他们设想的完全一样，产量提高，热耗下降。

通过试验，钮一民对分解炉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针对分解炉的堵塞问题，他认为，堵塞是全行业的世界性问题，国外也有。1953年德国人研发预热器窑成功，一年之后预热器窑在美国也出现了，他们都遇到过堵塞问题，而且发现，堵塞往往发生在高温时段。这是钮一民在国外水泥杂志上看到的。国外文章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写出产生的原因，更没有解决的方法。顺着这个思路，钮一民的结论是，堵塞主要是由煤粉不完全燃烧引起。预热器生产不正常，也会产生不完全燃烧，在还原气氛中生料软化，形成结皮堵塞。根据国内厂家的生产情况，钮一民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不完全燃烧焼产生的原因：

（1）设备方面，国内企业，喂煤、喂料惯用双管铰刀，下料不均；（2）生产控制方面，煤粉时粗时细；（3）操作方面，看火工加减煤不规范，时多时少；这些都可以导致煤粉的不完全燃焼。

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了两条新型干法生产线，钮一民参加了技术谈判。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让日本人感到惊讶：没想到中国人对干法生产了解得这么深！他们并不知道，中国人研究预热器、分解炉的时间并不比日本人晚，如果不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也许谈判桌上买卖的双方要掉个个，这个念头只是在钮一民脑海里一闪即过，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四 小岗村的模式

现在五十岁上下的人，一定记得安徽省的小岗村，那一片惊心动魄的红色指印，掀开了中国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篇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是从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

安徽省，一个中国的内陆省份，一个一直被公认贫穷的省份，自改革开放以来，异军突起，以穷则思变而爆发出巨大勇气，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驱。

中科大离合肥院不远，雕砖砌的大门，内敛而沉稳，给人以厚重之感，似乎在告诉人们：科学必须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伪。

也许是这种区域氛围的影响，在水泥行业，合肥院最先吹起改革的号角，掀起这场改革浪潮的，就是以一钮一民为首的院领导班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合肥院还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徘徊。

1987年，国务院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科研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规定》，正式将科研设计单位推向市场。钮一民曾直言时任国家建材局局长王燕谋：科研单位也要搞设计，这样才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尽快形成生产力。王局长当即同意了这个看法。

钮一民针对“科研设计两张皮”的现象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查阅了很多国外资料。他认为，在我国，长期以来，科研单位和设计单位是两套体系，科研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研单位拿出研究成果，交给设计单位，一些成果本身技术成熟度不够，一旦中试往往遇到某些工艺行不通，而难以批量生产，成果受让者怕担风险而不愿“接盘”。科技成果转化难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这个问题并不显著。因为在他们那里，直接面向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或获利技术主要是在企业内部或其主导下完成的，对研究、开发、中试、销售等从科研到转化的全过程实行了统一管理。研究内容、资金筹措、广告宣传、进度安排等，都是企业市场竞争策略的直接体现，是在企业的精心组织下进行的。此外，其产品销售一般也通过企业已有的营销网络进行，无须从头摸索，从而缩短了成果转化的时间，降低了风险。国外经验表明，科研院所进入企业，自办企业，企业吸纳、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之路。

伴随着九十年代的商品大潮，钮一民敏锐地意识到，合肥院要想改变现状，有所作为，必须有所突破。没有现成的模式，唯一可效仿的，是八十年代改革先锋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从农民‘包产到户’拉开的。同样，不解决科技成果所有权的问题，不承认或者不体现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价值，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科研成果也无法形成智慧资本。”钮一民这样说。

不能吃大锅饭了，要包产到户，这是钮一民向体制开的第一刀。合肥院的包产到户，是成果必须立项，项目到组，经济分配在室一级解决。科研成果首先是在院内部发生关系，如被选用，选用者收取的技术转让费要大部分转付给研发人员选用者要付费，研发者与选用设计者自己商量付费、提成方法，院里不参与。这就逼着大家找项目，许多原来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也都参加了项目组。当然，也有找不到项目的人员，他们的薪金由院里解决。

这一段时间确实很难，很苦，有些挂空、找不到项目组的人员，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也免不了有找上门哭闹的，但是，钮一民紧握着改革的舵没有转向，越过了激流险滩，合肥院这条大船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为提高成果转化成功率，院建立了覆盖成果转化全过程的政策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包括人才、资金、信息、市场开拓等一系列的服务。院与项目组按比例提成。院提成的这一块，除了管理、行政人员的工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预留款。这部分款项以后在项目组创业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一般而言，科研成果分为四个阶段，基础研究—试验开发，形成专利—工程化，生产样机—产业化，形成产品。头两个阶段可在院内完成，但进入样机制造和产业化阶段时，就要推到社会上，交给企业完成。

交给企业，企业无疑要分一部分利。有些项目组在这块利上做起文章，把产品部件交给企业，再自己组装。最后，干脆自己办厂。院里的预留款在这时就起了作用，自动化室在镇江建的金山计量设备厂，就是利用院里的资金支持的第一批工厂之一。

现在，院下属公司创办的企业有几十家之多，有些年产值几亿、十几亿。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公司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向企业化转制并实行了股份制。院方、厂方和职工个人都拥有股份，真正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心同德、奋力创新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建立起了一种优质高效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

钮一民对这一段工作做了总结，他认为，科研院所改革转制应实现观念上的三个转变。一是由按劳动者潜在劳动分配逐步转变为按劳动者实现的物化劳动分配。物化劳动只有进入市场，通过交换，才能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可供分配的价值量。物化劳动如果不能实现交换，生产越多，亏损就越大。因此按劳动分配既不能按劳动者潜在劳动进行分配，又不能按劳动者物化劳动来分配，而应按劳动者实现的物化劳动进行分配。二是由单一的按劳分配逐步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按技术分配为辅的两要素分配。根据科研院所的特点，技术理应纳入分配要素。科研院所的优势在技术，但只有与生产相结合，技术才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把技术纳入分配要素，是指把那些很快转变为生产力、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的特色技术作为分配的要素，鼓励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市场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产品一旦形成效益，开发人员就要按一定的比例获得回报，使这些技术人员先富起来，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三是由单一按现在分配逐步转变为按现在分配和向未来分配并存的分配模式。向未来分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是为了争取未来的科技资源而进行的投资，从单位实现的物化劳动总量中拿出一定的份额，为以后的创新、创业进行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投资，但风险中蕴含着不可估量的回报。

当年，钮一民破土种下的改革的种子，已在合肥院蓬勃成长，开花结果。通过走科研、设计、产业、工程总承包四位一体化的道路，合肥院已从一个科研事业单位发展成为具有极强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型企业。在工程设计方面，合肥院在第一台烧煤窑外分解生产线（邳县）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了日产1000—10000吨熟料窑外分解技术及装备，并成功完成了万吨级及以下数百条不同规模生产线的设计、技术改造工作；

在科研设计方面，借助于自身的科技优势，可为不同规模生产线提供粉磨、热工、环保等装备、耐磨耐热材料、物料输送设备、自动化控制、计量装置和厂房钢构件等；

近几年，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合肥院提出并实施了以工程总承包业务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先后承担了四十多条水泥生产线的国内外总承包工程，项目遍及亚非拉及欧洲。

屈指算来，钮一民在水泥行业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写下了人生最精彩的华章。我国第一台旋风预热器窑（太原）、第一台立筒预热器窑（杭州），第一台烧煤的窑外分解生产线（邳县），

第一条五级旋风预热器窑生产线（邗江），每一台巨大的窑体都镌刻着他的名字，这个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水泥专家，水泥行业每一次进步都与他息息相关，时代的波澜雕刻了他的认知，而时光的流转塑造了我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