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庄大院，是人们对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办公区宿舍区的俗称，昵称。管庄大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部管庄乡。东邻通州区，西接三间房，南靠豆各庄，北界常营。明朝万历年间，管庄已见于史籍记述，因成村时以管姓人士居多而得名。管庄历史上曾为元，明，清三代水路旱路运输进京必经之地，素有北京东大门之称。

由于全国建设形势的发展，1953年建材局从中央重工业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央建材部。1954年初，建材部开始在管庄乡地区规划建设玻璃工业设计院，水泥工业设计院，玻璃陶瓷研究院，水泥工业研究院，玻陶局管庄管理分局，统称“管庄五院”。父亲的大学同班同学庞浩芳叔叔，李云俅阿姨，父亲的大学校友曾之士叔叔，童丽霞阿姨，均是1954年调入管庄搞设计工作的。

1957年5月12日上午，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全家七口人，从北京饭店向东驶去。颠簸了许久，车在一片三层灰砖尖顶的楼群中停下。这就是管庄大院。自此，父母调进玻陶院工作，我家搬进107楼拐角单元三楼。

犹如唯美影视剧里的经典镜头，一颗蒲公英的小小种子，无意中被那小女孩吹向了天空，竟神奇地飘落在那里不动了。我认定那是一个不同以往的上午，命运注定我与这个大院有缘。

我至今对当年无拘无束的大院生活充满了怀念与依恋。曾有人说，现在对几十年前那逝去时代的解读，必然会带着今天的时代印记；原本残忍的东西，也可能变得浪漫；原本的含义，也许会变得踪迹全无。请读者诸君相信，我力图避免以上各种无形中的变异迁移，尽量尝试写出管庄大院的初始模样，至于解读工作，还是留给有兴趣的后来人吧。

（二）

管庄大院当年的美好和谐的气氛是有口皆碑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知识界为之鼓掌欢呼。玻陶院的楼前悬挂着“向科学进军”的巨幅标语，“红专大学”的牌匾在阳光下散发着热情洋溢的微笑。科技含量极高的大院笼罩在祥和温馨的氛围中。

管庄大院其实并不大。截止到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上山下乡，大院的建筑应该有以下这些：五座四层办公楼，一座试验厂，二十一座家属宿舍楼按“101……121”序号排列，九座功能设施楼（幼儿园，单身宿舍，街道办事处）按“201……209“序号排列。另有五座职工食堂，浴室，商店，书店，俱乐部，小学校等。楼间小路，连接着这些建筑——那是父辈们业余加班加点修葺的。那时候时兴星期日义务劳动，而父辈们对新生的国家充满爱与归属感。路边植松榆，灰楼荫杨柳。

其实，类似的大院在古城中还有许多。论建筑，它老旧得可以作为仿旧影视的外景地；论情调，它亦不具备江南园林的妩媚精巧，也许只有我们这些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人，才年深日久地感觉到它普通中的特殊，感觉到它磁场的引力。永久的依恋，源于恒久的魅力。这魅力，应该是老一代管庄人的为人、人品、学识、贡献、隐忍……或者可以概括称之为”气节“，”风骨“。

一位学长说：历史曾给了管庄大院十二年的辉煌。在一九五四——一九六六这十二年中，管庄的父辈，叔辈，兄长辈们，从五湖四海甚至大洋彼岸，汇聚到管庄。他们结束了中国用洋水泥，洋玻璃的历史。这些“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老一代知识人、老干部、老工人，这些共和国科技大厦的铺路石，奠基者，两千四百七十位无名英雄＊，让后人永持敬佩仰视之情。

如今的管庄大院已经改名为”管庄东里“，我家原来住过的120楼被重新排序为48号楼。据说，楼号已经排到67号。总之，院子大了许多。走在大院那被现代各色轿车碾压无数次的路上，我经常回忆起五六十年代的情景。小路上行走着步履稳健，衣着素朴的人，有中年亦有青年……但你可能想象不到，此刻与你默默擦肩而过的，或许是建材行业某个领域的大家、名流。

（三）

老一代知识人，指的是1900～1920，或1930年代出生的，在民国政府时期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以科研、设计、学术、教育、医务等脑力劳动为主要工作方式的知识分子。截止到1958年1月，管庄五院共有职工二千四百七十名，其中科研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见赖际发部长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1月15日第一版）。百分之四十，意味着科技人才有一千零三百名呢！那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货真价实的学历与如假包换的学识才干。

那应该是战争硝烟刚刚散去，社会渴望和平建设之时。1956年1月怀仁堂的知识分子大会上，最高领袖一言九鼎：“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仪器，都不能制造……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我们大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一时间，尊重知识，尊敬知识分子几乎蔚然成风。老一代管庄人，真心感到报效国家、发挥聪明才智的时机降临了。

此外，那些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然是大家敬仰的中心。那时的老干部，政策水平高，领导能力强。院里还调来一些老工人，工人工程师。他们是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实践能力强，技术好，为人朴实，在群众中有威信。

就是这些人，组成了管庄大院。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大院形成一种健康向上的合力；积极进取，以诚待人，谦和矜持。家长教育孩子，往往强调，好好学习，听话老实，勤劳善良，以实干立足于世。长此以往，大院渐渐融合为一种集体意识：孩子们相对有教养，学习刻苦，不太世故，不太张扬，不刺头，亦不太会来事儿，与著名作家王朔笔下军队大院孩子争强好斗，攀比家长军阶的风气迥然不同。

我1957年9月1日入读管庄小学，校舍在大院东部的试验厂里，是三四排高大宽敞的平房。当时我家住在大院最西边的107楼，每天上下学需要四次经过整座大院。课堂上，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刘惠芝老师带着我们读课文“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向南飞……”放学后，刘老师让我们按住家远近排好队，顺序走出校园。常常是走到大院中心的203楼（那时是医院），高悬的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豪迈的乐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行走在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夕阳照耀下的灰楼，空中不时掠过的雁群，离队断雁的叫声，气吞山河的乐曲……给懵懂无知的孩童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色彩斑斓的水墨画。

大约是1958年的春季，我家搬到大院东边的120楼，而管庄小学则搬到大院西门旁的新校舍，是两层工字形教学楼。每天上下学我依然需要四次经过管庄大院。课堂上，刘惠芝老师带着我们读：“弯弯的月亮象小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深蓝的天……”咀嚼着既浅显易读又寓意深厚的课文，下课时的我依然沉浸在飞天的梦幻中。放学后，依然是排列整齐的小学生放学队列，依然是慈爱可敬的刘老师，只是背景音乐有不同。再次走到大院中心的203楼时，大院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院办公楼是十二点下班。那时人们自觉性很强，都是听见下班铃声响了，才顺序走出办公室。管庄小学上午十一点五十分放学，待我们收拾好书包书桌教室，走出学校，正好赶上五座办公楼下班的人潮。两千多位年龄不一口音迥异的叔伯阿姨，有序从小路上走过，而且几乎每天那个时刻都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真也是一道可观的风景呢。

当时，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物质生活条件匮乏，大家几乎吃一样的食品，穿同样的衣服，听同样的广播（家里有收音机听就算经济条件不错的了），看同样的几份报纸。人们对外部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象机器一样高速度地运转着。八小时法定工作时间之外，匆匆吃过晚餐，大人们就又去加班：开会学习，听报告，讨论发言，清除头脑中的“非无”思想。家务事往往交给孩子们中的老大，排队买菜，做饭，去食堂买馒头，回家熬粥炒菜……有时来不及做饭，就去邻居叔叔阿姨家蹭饭。孩子们学习中有问题时，经常是互相讨论，问学长，问老师，家长工作忙，大部分时候顾不上辅导孩子作业。

除了实际工作，父辈们还要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写各种思想认识，交待材料，占据了本应干具体业务的宝贵时光。尽管他们大部分都从“第一次”思想改造中走了出来，可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终生的。

“第一次”改造从1951年10月，最高领袖发出“要采用整风的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初步的清查一次”开始，直至1956年1月1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为止，历时四年半之久。

“第一次”知识改造，与1957年的“第二次”相比较，应该算是命运交响曲的“序曲柔版”，是和风细雨的。步骤一般分而为五（这五个步骤大体是参照延安审干基本过程）：一是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运动的理论武器，方法有听大课和到临时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等学习；二是坦白，写自传，交待个人经历，家庭经济情况，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主导思想与作风；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民主评议的方式，先由本人在会上做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学生批评教师，儿女批评父母，邻居同事参与批评等），以掀起高潮，运用掌控群众的方法以决定某人是否过关；四是实际改造，如参加土改，三反五反等，以提高实际觉悟；五是总结，将学习改造过程写成书面报告，交由上级审核是否过关，如果发现觉悟不够，还要补课学习，书面材料要归入档案，永远保存。我曾看过父亲1954年写的自传和“学习《联共（布）党史》的心得”，非常认真细致，是努力学习体会后所写的真实所思所想。

尽管本文称之为“序曲柔版”，但因为与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是交叉重叠的，便也有了火药味。加上知识人讲尊严好脸面，在大庭广众前做检查，对内心的精神打击是严重的。大诗人聂甘驽曾有诗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表现了检查时内心的巨大痛苦。

即使检查时内心痛苦，可父辈终归是认真实在的检讨自己改造自己。除了环境等外在因素外，亦与主观认知有关。传统士人饱读诗书，认同孟子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他们同时相信，在个人努力下，修养水平会大幅度提高，以适应日益繁杂的时代要求。再者，五四以来，知识人一直渴望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提升自我，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夙愿。文化场，这一无形的文化熔炉，熔铸了一个人的文化性格，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人生道路。人们大抵渴望一种担当，一种认同，五六十年代的知识人，亦不能免俗。

时代曾给老一代管庄人以特殊的际遇，但而今看来，大部分老一代可以说是痛苦多于欢愉，坎坷多于顺境。自建院开始，不时有风暴袭击这里的安宁……而管庄比别处又多了一个“自由王国”＊。

即使如此，大院的俱乐部大礼堂也经常请中央乐团，北影剧团，北京人艺剧团等国家级演出团体来出演。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穿戴整齐，扶老携幼有序步入剧场，没有迟到早退现象。演出开始后，观众很投入，该鼓掌时鼓掌，该起立时起立，表现出很高的欣赏水平与艺术教养，那应该是当时极为难得的对于艺术审美与自由生活的挽留与纪念。至今还记得贾士俊演唱的男声独唱：“小河水静静的流，知心的话儿藏在心中，往年土地干裂开口，老牛车水慢悠悠……”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唤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五）

自一九五七年春季随父母搬进管庄大院，直至一九六八年月去东北插队，我在管庄生活学习了几乎十二年。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期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正是我身体，知识，性灵，爱好，思维，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基本形成的时期，管庄大院奠定了我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基本气质。至今思来，尽管当年大院生活也有烦恼甚至不快，但时空距离滤走的多是碎石渣滓，留在心中的更多是珠圆玉润般美好的积淀与深情如醇酒味的回忆。

院外，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农田：菜地，玉米地，稻田，最多的是麦田；而院内，对于我们来说，则更像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童话世界。这里的孩子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听话老实，不大善于看眼色行事。在管庄长大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珍惜命运之神早年赐予的这份机缘，即使离别多少载，梦牵魂系的依然是“晨有健儿跑步，暮有弦索随风”那多姿多彩的大院生活。虽然它们并非全是幸福愉快，并且因人而异。这是什么？这就是发小同学们常常说的“管庄情结”。这份“管庄情结”从哪里来？何以这情结如此搅动“第一代管庄人”以及“第二代管庄人”的衷肠，挥之不去？

从浅的方面说，这里有五六十年代最好的建筑，往往是六座灰楼合围在一起的小小社区，有分有合，规划合理实用，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全国建材行业的顶尖级技术单位……春日杨柳新晴，夏有浓荫匝地，秋来红叶寄情，寒冬围炉暖话。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些，尚不足以动人心魄，铸人心魂，真正使我们服膺于它，永生依恋的，是萦绕在大院上空那份浓浓的文化气场。气场，即魅力与精神，指社会，群体，个人所体现的气质修养所积累的人文领域氛围。

五六十年代的管庄大院，自然天成，朴素本份，拘谨厚道，且不乏正义感。许多老一代管庄人，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在西式学堂接受过教育；他们的外语尤其是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极强，不少是留学归国的中青年才俊，用现今时尚的词语描述，就是具有“跨世界的文化视野”。老干部，为人正派，政策水平高；老工人，工人工程师作风朴实，技术能力强。即使普通职工，亦是从全国建材行业精心挑选出来的。

除了物质上的贡献，父辈们用心血汗水浇铸了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即“管庄精神”。一种终生努力学习的进取精神；一种不断完善自我的建设性人生态度；一种在几千年的等级社会里，提倡不依附权势，靠自己人格才能的生存方式；一种既勤奋充实自己又热忱参与团队活动意识的合成……

老一代管庄人求学时恰逢传统“士人”从统治阶层分离出来之际，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每一个过程。家庭的教育，社会的需求，自身的勤奋好学，几种优秀文化的浸润等厚待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诸多历史事件，亦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投影与回声。他们经历了战乱饥荒，少年青年期物质贫乏，可这代人基础之扎实，学风之严谨，使我高山仰止，敬佩不已。他们的品行能力均凝结在各自的工作，友谊，事业，家庭中，为后人留下佳话，成为美谈。记得1966年六月风暴开始后，父亲遭遇大字报围攻。不久，父亲同学单位来人找父亲外调某同学当年是否参加反动组织。办公楼悬挂着“反动学术权威xx(父亲）必须彻底交代”的大字报，而父亲对来人问话始终坚持“不知道”，“不清楚”，“我在班里最小，别人做什么事从来不告诉我……”，即使自己在困境中，亦坚持实事求是，不伤及无辜。这就是教养，这就是人格。哪里象以后的一些年轻学生，有人在旁边一鼓噪，上手就不分轻重地打人？

父辈们的“管庄精神”涵养滋润了我。虽然只是十二年的时间，但这段宝贵的时光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心灵的模版里，并恒久地影响着我一生的文化行为和生存方式。至今怀念一九六五年八月玻陶院楼南泳池的一汪碧水，干净透亮，绿琉璃般的绿，承载着少年梦幻与青春期盼，绿水长流，注入心头。

（六）

“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借助医学上的“气血”，引伸为形而上的精神之“气”，如“精气”、“灵气”等。“场”，应该是物理学术语，如“磁场”、“电场”等。将“气”与“场”两个词素合成一个新的双音节词，并且延伸到人文领域，多指魅力精神，即群体、个人所体现的气质、修养等所积累的人文场域。

天地玄黄，星宿列张。岁月的流水，滚滚的红尘，冲走了一万多个日日月月，却带不走心底的一片绿荫。这绿荫，就是管庄大院。

其实，那大院也无甚特殊。三十几座灰转尖顶的三层宿舍楼单身楼，往往是六座楼合围成一个四合院，宜居，私密且开放；五座中西合璧的四层平顶办公楼，泳池的水，不过一掬。几条砖砌小路，连接着办公楼、宿舍、学校、商店、俱乐部……仅此而已。但这不大的大院，却让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梦牵魂系。

“管庄精神”中，最让我动容动情动心的，应该是“气”、“节”、“风”、“骨”。“气”，指敢做敢为，心之所向；“节”，是一种社会标准，指有所不为的道德伦理。“风”，源于性意识，后来发展为情感，自在风流；“骨”，骨骼与骨节，逐渐发展成为操守和礼仪。以后，当“气节”与“风骨”两个偏正式合成词形成后，人们往往这样理解：“气节”是一种持节不屈的人生礼仪，高尚的人生观；“风骨”则成了中国士人傲雪斗霜的文学礼仪，一种崇高的审美观。

清末及民国时期，传统的“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出路不再是只有做官一条，社会上开设了学校，教员和学生逐渐多起来。他们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不少人参与革新运动和革命。“五四”运动划出了新时期，教员成了自由职业者，学生们也可以选择多元职业。于是，士人从统治阶级中独立出来，变为知识分子。他们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尽了知识阶层应该尽的社会责任。他们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他们开始时是“气”重于“节”，慢慢则变为“节”重于“气”了。

那时的大院，自然天成，朴素本份，拘谨厚道，且充满正义感。她典雅幽静，钟灵毓秀，继承着民族的文化气节与精神风骨。这气节与风骨，如果细致一些划分，大体有以下四点。

一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古老文化：老一代大体出生于宗法制度浓郁的乡绅家庭，对自己的父母亲祖家族充满极大的认同，对古老的中华文化血脉暗合并继承沿袭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仕途顺畅）则兼善天下，穷（仕途不顺）则独善其身”，“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统文化承载了一个个有思想，有教养的文化心灵，深情，执著，温柔敦厚，哀乐有度，进退有节。

二是浸润父辈们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狂飙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是二十世纪初我国文化史上东西方文化交融冲撞的重要时期。中国文化在自己传统的文化河床里，已经流淌了数千年，因其缺乏新的涌流的注入，而日显凝重与浑浊。二十世纪初西方野性富有生机的海洋性异质文化的融入，使中国文化又一度呈现了青春的气息。父辈们生逢其时，敏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河床里这道细细的生命水流，并据此获得了一种比较宽广的文化视野。这视野和与之相匹配的能力，使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有可能加入到世界文化科学的大系统中从而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延安文化传统：至今人们对此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确实存在并深深地影响了共和国几代人。

四是前苏联及俄罗斯文化：作为中苏蜜月期始建的管庄大院，无论技术上、人员上、心理感受上均与俄罗斯文化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图书馆、阅览室陈列着苏俄小说、诗歌；新华书店摆放出售苏俄作品；大院高音喇叭曾长久播放苏俄歌曲，有《小路》，《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俄罗斯音乐的养分源自民间，但又深受拜占庭宗教唱诗的影响，它经常以悠远深沉的曲调来叙述一个故事，回环往复，在听众面前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其内容往往是颂扬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体现出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它优美的诗歌传统和略带忧伤的小调式音乐，很容易被知识界接受。它恰当弥补了当时我国文化所缺乏的那部分审美元素，给人们带来异域风情的审美感受。

老同学沈浩曾说：“管庄建材院组建之初，调集了全国各地的精兵强将，真正称得上人才济济。那时的干劲心劲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气场，也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确实，那时春日的嫩绿，夏花的绚烂，与秋天的黄叶红叶交相辉映，渴望和平建设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氛围，给当时的管庄大院镀上了一层金色。大院里每个人都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人际关系简单到极致，平时个人忙个人的事，对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上下级，同事之间，邻里关系，都简化到最平淡处，而一旦公家或同事有了什么困难，大多数人都会及时伸手相帮，如此累积，年深日久，可一语以蔽之：“管庄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

自1968年去东北下乡，以及以后的父母去河南干校，搬迁下放……我再也没有机会常住管庄，纵使“海角逢春，天涯为客”，亦不忘“春风满院，海棠铺地，梨花飘雪”的旧时管庄院。

人生最为宝贵的是少年情怀。滤过时光隧道与世事纷纭，回首管庄大院这个平台给我的影响，最首要的是人生观与审美上的价值。童年少年青年时生活在良好的氛围中，获得人生与文化的自觉，是非常幸运的；虽然，愈是理想化教育培养的人，愈是难以适应社会尤其是底层。至今庆幸自己在困厄境遇中，没有消沉，没有趋炎附势，而是像父辈们那样，学习进取，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力争以自己的实际能力、独立人格立足于世。

偶然回管庄一次，看到的是大院周围房地产开发新近矗立的一幢幢现代化高楼，看到的是斜阳衰草中依然在服役的熟悉老楼，到处是五光十色的商业化氛围，滚滚的车流与匆匆而过的人流，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注释：

＊12470名职工:该数字出自赖际发部长讲话：《关于‘自由王国’～管庄问题的检讨》，见195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2 1958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余姓记者文章：《自由王国——管庄》，管庄诸多单位开始搞运动，抓坏分子；

＊3 出自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此文初稿曾征求谢新宁、沈浩、邹敏娜、唐大甫、瞿承平等好友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