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包玮是个低调的人，笔者心里也有准备，但没想到他的“振动频率”如此之低，春节前就开始约他，但他一直推，一直推。直到实在推不过去了，才勉强答应采访。

 

    那天应约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说，他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但要通过他了解合肥院的科研或经营情况，倒是知道不少，因为这是他分管的内容。于是我们就从合肥院的科研体制说起。

 

    行业内的人都知道，1980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调侃的话：天津院是共产主义，南京院是社会主义，合肥院是资本主义。这是国内水泥界对三个院管理体制的一个形象概括。当谈起这件事时，包玮虽然并没有反对，但也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南京院和天津院属于设计院，必须大兵团作战，但当时的合肥院是研究院，科研项目种类繁多，更适合以项目组为主体的小范围定点突破。即使这样，合肥院后来的设计部门也同样采取了集中管理的方式，因为这样更便于各工种之间的协调。

 

    至于合肥院各科研项目组的运营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包玮认为，以项目组为主体的科研、服务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科技人员个体利益与科研项目紧紧地联结起来。科研项目成功，并推向市场，则职工收入有保障，不成功，则利益受损。直到现在，虽然在制度上进行了不断完善，但总体的运营模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如今的合肥院，当初三、五人一组的项目组，后来大多已变成集科研、制造、服务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年产值都在数千万、数亿级别，这也充分证明，当初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包玮到合肥水泥研究院工作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1982年毕业于马鞍山钢铁学院并留校工作，1986年，由于家人都在合肥，于是联系了合肥一所高校准备调动。但因为一个意外的变动，那所高校停止了进人，就在他深感无奈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合肥水泥研究院联系到了他，认为他的专业可以到合肥院工作。包玮想，他学的是冶金机械专业，对水泥一窍不通，如何适应水泥研究院的工作？但与他联系的人肯定地告诉他，就是看中他冶金机械专业的背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进合肥院是明智、正确的。

 

 

    包玮到合肥院后，就被分配到粉磨所辊压机项目组。当时，国家建材局安排天津、南京、合肥三个院分别进行“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辊压机”的研发，包玮来课题组前，项目组已经进行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他来后正好赶上做方案和设计，项目组总共五、六个人，包玮负责机械设计。在方案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包玮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局限于照抄引进技术，尽管与技术提供方有协议。他们充分考虑了国内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实际情况，坚持走自己的路，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材料和零部件由国内提供。事实证明，他们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当初一起搞辊压机研发的三个单位，只有合肥院坚持了下来，并最早研制成功。

 

    谈起辊压机的研发过程，包玮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是的，在国内辊压机水泥预粉磨乃至后来的生料终粉磨领域，合肥院一直走在前列，而包玮几乎参与了辊压机研发的全过程，在这点上他是当之无愧的泰斗。如今，合肥院以1600多台的销售量，名列国内外各供应商之首，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大规模建设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时，国产辊压机把国外设备挡在了国门之外。作为辊压机最早的研发者之一，他感到荣耀和自豪。

 

 

    当初成立项目组时，包玮所在的辊压机组只有5、6个人，但每个人都是骨干，他们没有因为资源有限而退缩，实际上也没有退缩的本钱。国家建材局花了有限的外汇引进技术，退缩对不起国家，合肥水泥研究院的科研体制告诉他们，此路没有回程，不进则退。所以，每个人必须憋足劲往前冲。

 

    在制定辊压机方案时，项目组对国外各种形式的辊压机进行了多方比较，他们认为，国外所有的辊压机都有他们的长处，但同时也有缺点，去粗取精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经过细致的比较、筛选，反复论证，在不断加深对辊压机机理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辊压机技术方案和设计理念。谈到这里，包玮不无感慨地说：当初三个院一起研发辊压机，其中一个兄弟单位吸收了轧钢机的原理进行研制，但因轧钢与挤压熟料显然有很大不同，首先，轧钢机的来料是均匀的，除了在进料时设备有一定的冲击外，在工作过程中其压力几乎是恒定的。而水泥粉磨过程则不同， 来料的硬度、粒度都是动态的，甚至有时有铁块进入，设备每个时段、每个部位的受力都有变化，冶金机械专业毕业的包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而另一个兄弟单位则完全仿制国外公司的辊压机，在工业应用时也故障不断。

 

 

    项目组不是没有考虑纯仿制方案，但他们在调研时发现，当时的德国的钢材与国内的钢材比，即使相同化学成分的钢材，在强度等参数方面与国内的产品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别，如果照搬德国人的设计，主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要进口，不仅大大提高设备的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无法真正国产化。因此，根据他们自己的研究理解，吸收部分国外公司的设计理念和结构，进行全新的设计，以达到用国产原材料和配套件，制造出工艺性能和可靠性不低于国外同类产品的辊压机。

 

    其实，设备相关部件的设计选型绝不是想像的那样简单，除了保证设备的使用性能、安全性外，还得考虑供应商的配套能力、材料的焊接性能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一些配套件是当时就没有的，或者是不配套的。同时，也要考虑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问题。在充分吸收了国外辊压机优秀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国内材料供应、关键件配套等的考虑，项目组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思想。虽然最终产品比德国公司的产品重了一些，但使用性能和设备的可靠性得到了保证，设备制造成本也较国外引进大幅度降低。以后的生产实践证明，当初他们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1990年，他们的第一台样机诞生后，在江阴水泥厂做工业性试验一次性成功。直到今天，他们所生产的辊压机设计思想仍然没变。

 

    包玮认为，合肥院辊压机研发之所以成功，与合肥院的科研体制是分不开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必须成功，所以在研发过程中考虑的问题要全面得多。他们坚信辊压机作为粉碎效率最高的设备，一定会在粉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项目组在研发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这里，包玮还特别提到了当时的国家建材局，在项目前期、中期、后期，国家建材局的有关领导和合肥院的前辈专家对辊压机的研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如组织立项、引进技术、出国考察以及后来的产品鉴定、应用改进的指导等。

 

    如今，辊压机项目组已发展到100多人，并成立了经营实体。产品从最初的￠1000×300发展到现在的￠2000等一系列产品。挤压物料范围也从单纯的水泥成品发展到今天的粉磨水泥成品、水泥生料、矿渣、铁矿石等。企业的实力大幅度增强，职工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实现了良性发展。产品在国内各大水泥集团的占有率遥遥领先于其他供应商。记者在与粉磨所同事交流中得知，除了中建材旗下的水泥企业外，合肥院辊压机在国内其他集团的销售成绩也另人羡慕。如红狮、海螺、冀东、台泥、亚泥等都是他们的客户……。在全球范围内，有1600多台（套）由合肥院生产的辊压机在运转。

 

    2013年，包玮应邀到德国参加由德国水泥工业协会组织的“第七届水泥制造工艺技术大会”，会上包玮介绍了他们在辊压机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会后，德国洪堡公司的有关专家专门找他交流，对合肥水泥研究院在辊压机技术方面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对合肥水泥研究院辊压机的销售业绩非常羡慕。当然，包玮也很清醒，认为我们在原创性和精细化等方面与德国公司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包玮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在辊压机项目组工作期间，很少和外界接触，即使是粉磨所的同事，接触也不多。直到1996年他担任项目组组长，才因为工作联系有了一些接触。2002年，院里调整领导班子，粉磨所原所长孔祥忠（现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调任院总工，包玮接任粉磨所所长。在接任粉磨所所长后，包玮在紧抓市场机遇的同时，鼓励推进以科技骨干持股的股份制改革，使粉磨所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2005年，院里调包玮接替已调往中国水泥协会的孔祥忠担任总工，包玮非常犹豫，一是他舍不得离开他的专业岗位，二是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领导，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新的工作。包玮说：我这个人性格内向，而且在行业内象一只孤鸟，没有同学，真的不适合做领导。事实上，他的担忧是多余的，由于他在粉体工程事业上的成就早已被业内普遍认可，国内水泥界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一直很好，大家也普遍愿意和他打交道。在合肥水泥院这个小圈子里，包玮的声誉就更不用说了，由于他主持的辊压机科研项目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为合肥水泥研究院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出任总工是实至名归。笔者因业务关系，多年跑合肥院，所接触的员工普遍对包玮评价很高，认为他确实是总工的不二人选。但院里安排包玮分管的工作也确实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不仅要分管院里的科研工作和技术管理工作，还要负责对外业务宣传，并要分管各子公司的管理。这对一个纯技术型且从未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合肥水泥研究院旗下有10多个公司，包玮曾经担任多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即使后来作了调整，至今仍担任着4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和4个公司的董事。包玮说：担任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常常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由于自己并没有规范的公司管理经验，加之性格的因素，在管理这些公司上总感觉很累。而管理这些公司的责任却不会因为他的性格而变小，他不得不从头学起，尽心尽力地工作，不敢稍有懈怠。就在笔者采访包玮期间，至少有三次是下属公司人员找他签发重要文件的，可想他的工作负荷和有多大。由于他在企业管理上的突出成就，获得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称号。

 

    自进入合肥院以来，包玮和他的同事们获得的荣誉已经很难统计了，除了在科研方面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外，包玮个人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如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两次获得建材行业十大科技人物。2008年，他还获得中国科协、科技部、国资委、发改委四部委评选的“讲理想，比贡献标兵”称号。但包玮好像并没有把这些荣誉放在心上，但有一个奖他倒是很高兴，那就是合肥市杰出贡献奖。包玮很幽默地告诉笔者，这个奖的“含金量”高，合肥市仅有两人获得，而且每人有50万元的奖金，可以与课题组同事分享，说罢他忍不住笑了。

 

 

    采访包玮期间，他总是强调合肥院这个平台在他科研事业中的作用。已故老院长钮一民那一代领导在制定合肥院管理模式和分配政策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合肥院今天的辉煌，但正是他们当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搭建的这个平台，成就了合肥水泥研究院今日的辉煌。记得2015年在采访老院长钮一民时，他很激动地说：在管理知识分子方面，应该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要让他们把创造、创新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和压力，不能把他们管死……。看来，老院长是有先见之明的。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合肥水泥研究院才出了那么多成果，在国内水泥行业，合肥院除了辊压机外，袋式除尘器、立磨、钢丝胶带提升机、粉体计量设备、回转烘干机等均在业内享有盛誉，若是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很难想像这些成果能否诞生，能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在采访完包玮后，笔者顺道拜访了他曾工作过的粉磨所，现任所长王学敏是包玮在辊压机项目组时的老同事。王所长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她们近期在辊压机研发和销售方面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大型辊压机的研发及销售情况，王所长指着粉磨所走廊里的展板，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他们近几年在铸钉辊压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情况，可以看得出，她很自豪。

 

    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合肥水泥研究院能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为什么会涌现出像包玮一样的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通过这次深入采访，笔者终于明白，那就是平台的力量。科研工作者需要一个好的平台，一个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力的工作环境，一个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合肥院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