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是经济学家、决策者预料之中、预期之下的事情，也完全在政府的主动调控之中。这一减速是2009-2010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治理通货膨胀、调控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边际产出日趋减少的结果。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也都认同，经济速度的适当下降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正因如此，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也调低为7.5%，目的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只做不说”的N万亿？

　　事实上，今年1-5月份宏观经济情况正如预期的那样运行，经济增速、物价指数稳定下降，但都高于十二五目标和今年调控目标。多数行业均出现销售额增速下滑、利润下降、库存增加等现象。也有个别行业出现了大幅波动的情况，突出的例子是钢铁工业和贸易，已经出现接近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不同行业的企业家的体会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也不一样。许多企业家谈到，在感觉上，此次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2008-2009年那次。原因有两个：第一，上次危机时间太短。经济一下来，政府马上出台刺激政策，所以企业家普遍感触不深。这一次尽管实际上没有上次下探幅度那么深，但是时间长，许多企业家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经济下滑的感觉。第二，上次危机来自外部，这次下滑来自内部。

　　但就全国层面看，目前的经济下滑已经接近“心理底线”了。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调研时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显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定的总基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似乎是在配合中央领导的调研结论，国家发改委在5月下旬集中审批了三个大型钢铁项目，一张市长亲吻获批文件的照片也广为流传。加上前阶段对于铁路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信贷资金的增加，舆论相信中央正在酝酿或者“只做不说”地执行一个新的“N万亿”刺激政策。尽管发改委等辟谣说新的四万亿不可能存在，但是人们仍然难以理解为什么在钢铁工业和贸易面临如此严峻局面时决策者仍然批准多个“增量项目”。历史可能在提醒人们，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为期不远。

　　企业家不需要N万亿

　　在各地尤其沿海地区的调研中，企业家对于目前可能出现的经济刺激计划难以理解，并对2009年的四万亿颇多微词。事实上，如果总结上次四万亿的教训，不难发现，四万亿是以“旧模式解决新问题”，正面效果只可能使老问题延缓爆发，而不可能解决之。我们曾经总结过类似四万亿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六大教训：投资多，消费少，固化旧的发展模式；错过了最好的调结构时机；项目规划不合理，失败率高，部门债务高企；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房价高涨；巨额政府投资直接“挤出”民间投资，导致“国进民退”；巨额铁公基投资影响节能减排，让百姓为错误政策埋单。在调研中，企业家们还提到一个教训：扰乱市场秩序。经济自然有其规律，企业家和政府都要按规律办事。“尽管当前经济困难，但我们不需要四万亿”，“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在调结构、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上的支持”。

　　企业家想要什么

　　在各地调研中，很少企业家再像以往那样热切地关注企业管理自身，而是十分关注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上。尤其许多企业家提到，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和社会政策、政治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企业发展。归纳一下在调研中企业家的诉求，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否应该从“基建财政”转到“福利财政”上来。以前财政体制是“养人财政”，现在变成了“基建财政”。较长时期以来，我们的财政收入以高于GDP两倍的速度增加，但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腐败、三公消费、楼堂馆所建造等上面，真正用于民生、用好在民生上的不多。我们的社会建设长期停滞、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对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后者不能让职工放弃后顾之忧，一心一意投入到企业发展上来。政府能否把精力从建设项目转移到做“社会保护网”上来？

　　第二，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否把精力放在支持实体经济上来。一位企业家谈到，目前整个社会浮躁，企业家浮躁、政府官员浮躁、政策浮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现在许多地区的领导不再喜欢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喜欢工业，负责工业制造业的领导排位也很低。比如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许多城市不再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觉得你们应该往外转移了，往中西部转移，我们要“产业结构升级”，我们要建设金融中心。中国真是不再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吗？

　　第三，我们的政策是否应该以“调结构”为中心。在“保增长、控通胀、调结构”三个政策目标中，“调结构”是最没地位的。大多数时候，政策目标总是在“保增长”和“控通胀”之间变来变去；多数时候，决策者都没有真正把“调结构”当做主要目标。当前经济中速增长，恰恰是调结构的好机会，比如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经济成分如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等等。政府要做的是做好停产职工的社会保障、再就业以及支持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第四，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支持企业的“硬投入”转向支持“软投入”。政府习惯于支持企业的硬件建设，比如技改、项目审批。但今天国家间企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更是“软实力”的竞争。2007年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篇文章指出，软实力是中国企业的下一个硬仗。只靠企业规模和硬件建设，中国企业很难赢得尊重。现在我们的许多官员越来越不了解企业，尤其许多官员不懂市场经济，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今天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在品牌、渠道建设、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家的尊严和信心、技术研发的政府管理体制上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