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济学家吴敬琏近两年多次对传统增长模式提出批评。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现行的增长模式，以及必须转向怎样的工业化道路。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在本栏目连续刊载这一演讲。   

 

    增长瓶颈不破中国至今仍没有摆脱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后期以前的增长模式的影响，主要靠投资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来实现增长。向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一直没有实现，这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基本问题前20年我们的焦点在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相伴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问题。增长模式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其他所有问题都与此有关。

 

    2003年的经济过热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2003年第一季度就开始过热了，后来因为“非典”，缓和了一段时间，到了2003年第四季度强劲的增长表现了重型工业特征。2004年整年，中国在宏观调控中度过。宏观调控处理了增长中短期具体的问题，经济过热降温了。短期问题得到处理以后，人们就转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到底这个增长模式发生了什么问题？

 

    投资主导的由来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20年翻两番的时候，就把改革问题和增长模式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了。但在改革问题上的进展看起来要大一些，而对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也就是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没有足够地注意。认为，只要体制模式转变了，增长模式自然就会转变过来。

 

    其实，转变增长方式，中央已经提了10年，看来还是无效，许多问题也由此而生。

 

    比如，这几年在经济中碰到的资源紧缺、环境破坏；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失衡最近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直到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它的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

 

    按经济学专业的说法，这个增长理论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其核心是说，增长取决于投资的多少。投资越高，投资占GDP的比重越大，增长率就越高。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全世界的增长非常缓慢，一百年也不过增长10%~30%。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就到了每年2%、3%；后发国家就更高了，达到7%~9%。在经济取得很多成就的同时，这种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给先行国家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尖锐化，污染很严重。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矛盾就很尖锐了，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

 

    现代工业特征

 

    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不再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个时期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它的主导产业不再是重化工业，甚至不是工业，而是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融合生长出一个综合产业。20世纪制造业和服务业是融合在一期的。所谓现代制造业或者叫先进制造业的特点，就是其中有大量的服务业内容。

 

    这个时期的增长理论就叫做索洛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和哈罗德模型的不同之处是，索洛模型里，除了投入因素外，还有效率提高这个因素。而且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因素在增长中做出了主要贡献。

 

    到了20世纪后期，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广泛运用了信息通信技术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它的驱动因素是信息化，主导产业是信息通讯产业，而且它渗透到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产业中。

 

    它的增长理论叫做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模型。这个增长模型也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效率提高。但它和索洛增长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索洛把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就是说，可以从外面拿进来，认为先进国家有了先进技术，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把先进技术拿过来，就可以加快发展速度。

 

    到了20世纪后期，经济学研究发现，把技术进步看成外生变量的外生论，理论跟实际有不合的地方。如果说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的东西的话，因为后进的国家把先进国家的技术拿过来，它就可以加快速度，那么世界各国应该是趋同的。

 

    事实不是这样。有些后进国家赶上去了，有些后进国家不但没有缩短它们跟先进国家的距离，而且距离越拉越大。所以发展经济学认为，把它看成外生的东西，不能解释实际发生的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纠正理论，就产生了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承认，现代经济增长是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但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要素，它跟一个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经济环境、文化传统、文化背景等等都有关系，不是说简单地把先进技术拿过来就能够用。有些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制度好、环境好，外来的技术就落地生根。有的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跟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早就该转

 

    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有不同的增长模式。我们早就应该转入现代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没有转过来。这就是造成我们许多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我们的增长速度一旦达到了年增长百分之八到九，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得停下来调整，就得加强宏观控制。

 

    事实上，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无论如何不会比那些先进国家在19世纪后期的时候差，那些国家就是在那个时候全面转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我们需要研究别的国家是怎么转过来的，然后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徐寒梅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