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不仅给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口敲了一记闷棍,也将一个警示再次高声地提了出来: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中,中国经济的持久增长到底应该靠什么?
出口企业生死劫
“我们公司出口一季度增长非常快,二季度有所下降,三、四季度美国、欧盟设限的纺织品类将面临考验,因为现在公司设限产品的配额已经用光,下半年出口会有比较大的下降。”浙江中大股份公司董秘祝卸和在电话那头,声音中流露出些许焦虑和无奈,“下半年的业务可能会面临考验。”
与主营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的中大股份相比,中国服装业巨头宁波雅戈尔公司的情况要好些。
地处宁波的雅戈尔纺织城二期刚投产不足半年,目前已是一片繁忙景象。该公司前5个月西服出口同比增长1.2倍,衬衫出口增长70%左右。”谈到欧美设限的影响,公司一位高管表示,因为公司出口的产品多为高端产品,所以中欧和中美纺织品争端出现以后,对公司主要出口产品衬衫、西服影响不大。但对于下半年和明年的情况,这位高管也不敢确定,“估计下半年出口增长会有所回落,明年肯定还是增长的趋势,但增长幅度目前还说不准。”
记者所采访的两家上市公司情况还都算是不错的,实际上,还有很多纺织品出口企业下半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刚刚带领一个调查团,到江苏等地对出口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他告诉记者:“6月底,有些企业出口美国的7种受限产品,配额已经用完了。虽然美国海关的到岸数字还没有用完,但是中国离岸数字已经用完,这意味着没法再出口了。与欧洲的协议7月20日才开始执行,估计8月底、最迟9月就会用完配额。”
张燕生表示,这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国是大宗纺织品出口国,而欧美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纺织品市场。目前,纺织企业转型生产非受限产品很难,开拓非受限市场也很难,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像欧美那么大的市场了,“很多企业可能因此停产、限产、转产!”
据了解,很多境外企业,包括台湾的企业,为了迎接2005年全球纺织品服装一体化,都扩大了产能,甚至把国外的产能转移到国内来了。在原材料涨价,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以及煤电油运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面临压力。“企业太可怜了,好不容易培养一个产业,就遇到很大的成长危机,而国际贸易摩擦是单个企业改变不了的。”张燕生显然十分焦急。
高出口带来伤痛
越走越高的贸易依存度,正给中国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
近几年来,我国贸易依存度不断走高,2003年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升至70%,今年这个比例将可能高达80%。一个大国有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专家们认为,过度依赖出口虽然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全球最高的速度,但同时也带来阵阵伤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提出,像我们这样的大国,贸易依存度在50%左右就差不多了。但还需仔细分析,“因为其中很大部分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这样虽然贸易占的份额很大,但从贸易中赚到的钱并不多。”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算过一笔账:因大量承接来自欧美的贴牌生产订单,中国单件衬衫出口的平均赚头仅30—40美分,而欧美投资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却拿走了纺织品贸易90%以上的利润。
一家纺织品企业老板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Taibot e ”是美国职业女性服装品牌,从中国进口的半成品价格包括运费大约是1.41美元/件,在美国制成T恤衫在专卖店售价约38美元/件,中国纺织企业的利润少得可怜。
加工企业的低利润直接导致劳动工人收入的低增长。在滩涂变成繁华都市的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工人的工资,10余年间一直被牢牢地固定在每个月600元,仿佛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这些普通的工人没有一点关系!
伤痛不止于此。
回想过去两年,我们每年在获得9%以上GDP增速的同时,付出了18%的煤炭消费增长率和15%的发电量增长率。中国经济以低价的能源、电力和资金,供养着一个个高能耗的电解铝、钢铁、水泥企业,然后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把污染留给了本地居民。
张燕生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就会造成资源的承载率过高,引发内外经济的失衡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也遇到市场需求的硬约束。中国是个人均资源很少的国家,目前的出口增长是一种低水平上的高速增长,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这是在国内资源价格被低估的基础上形成的,得不偿失。
更为重要的是需求约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数量特别大、恶性竞争导致价格特别低,如果进口国企业受不了,就会出现贸易摩擦和制裁。另外,全球蛋糕就这么大,你切多了别人就会少,穷国也会恨你。
“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不能像台湾省、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那样,一切为了出口,否则,贸易威胁论就会冒出来。”
大国应以内需为主
痛定思痛。过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该如何调整?“经济大国应该以内需为主”,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因为中国不能总指望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产能。
解决之道,一是引导投资更多地为消费服务。“例如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还有医疗、教育资源建设方面要注意地区均衡发展。”范建平分析说,最近几年,由于国内消费不旺,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形成一个循环,投资主要为出口服务,投资最快的是沿海、外向型的地区,为消费服务的投资则相形见绌,“这样,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国内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今年下半年,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政府也要转变观念,从围绕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为“为民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范建平建议:“政府要适应新形势,减少对出口的补贴,取消一些出口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快并轨。”这样,出口增速会下降,围绕出口的投资也将随着下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最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今年1-5月我国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了13.2%的较快增长,是1998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长水平。报告乐观地预计,今年全年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将比去年提高1.7个百分点,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跃升。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哈继铭就对短期内解决消费不旺的问题满怀忧虑,“大家都要存钱,是出于对未来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担忧。”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减税,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来刺激消费,但作用有限。
“实际上,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因为在增长速度很高的时候,通常也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时候。”哈继铭分析说,对GDP增长做出贡献的有3个因素:资本扩张、劳动力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对GDP的贡献率在50%左右,我国前20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贡献率在30-40%左右,在去年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只有10%-15%,其余大部分是由资本扩张带来的。
纵观中国前20年的经济发展,物价改革和引进外资两项改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然而,在中国制造业规模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种模式已经很难继续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增长模式已经应该转向以效益、质量为主的增长了。
对于这样的转型,哈继铭等专家特别强调了金融业的作用。“金融业的开放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中国经济将来增长的重大亮点。”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