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的“伟大”却不等同于他的“著名”，就像上个世纪新中国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们，即使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却依旧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仰。在水泥工业发展的长河中，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前院长唐伯龄就是这其中一个鲜明的代表，在水泥工业摸爬滚打近半个世纪，在他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个故事串起来就成了水泥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在唐老的人生旅程中，承载着这一代水泥人历经艰难的开拓，无私的奉献和牺牲；他们不计个人名利与得失，只为壮大我国水泥工业发展默默撒下激情与热血，不求名垂历史，但求无愧于心。

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是在瞻仰中国水泥业发展一个时代的骄傲，只有学习他们的精神，才能开创出这个时代的新篇章。

注定吃上的“水泥饭”

    194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的唐伯龄，长在一个简单、温馨的大家庭。家里兄弟3人，加一个妹妹，生活并不奢华富足但也其乐融融，使他的童年充满了天真欢乐。

幼时的伯龄十分聪颖，5岁就步入了小学校堂，之后顺利地考入中学。

少时求学之路的顺畅，对这个聪颖好学的青年似乎格外的眷顾。1958年，临近高中毕业，正在紧张准备高考的唐伯龄被老师叫了过去，宣告自己已被学校研究决定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突如其来的“喜讯”让这位学子讶异之外，也有些惊喜。

根据学校要求，需要在当天填好保送申请表。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没有人可以商量，几乎毫无思想准备的唐伯龄仅根据一本升学指南——大学介绍，随意地翻到了两家大学，一个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一个浙江大学，草草地填上了大学志愿。

就这样，他被南京工学院化工系录取了。

如果说现在看来，唐伯龄是偶然进入了水泥业，那么之后专业分配的阴差阳错，注定让他吃定了“水泥业”这碗饭。

大学的崭新生活，对于这群年轻人是新奇而充满着种种机遇的。

南京工学院化工系当时有硅酸盐专业、无机专业、化工机械三个本科专业。到了学校后，本科生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个人填报，领导决定。大多数同学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填报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化工机械”专业，唐伯龄也没例外。

没想到，结果下来了，他意外地被分到了“硅酸盐”专业。

意外还不止于此。到了大学三四年级，正式分专业。硅酸盐有水泥、陶瓷两个专业，相较于学校陶瓷专业的火爆，水泥专业就显得有些冷清。大家都愿意学习陶瓷，但这一次，本来填报了陶瓷专业的唐伯龄，再一次被分到了水泥，从此真正步入了水泥专业。

时至今日，唐老回想起来，还有些忍俊不禁。他笑称当时的大学生都稀里糊涂的，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对自己报读的专业早就心里有数。学水泥对自己而言是缘分，更是“天意”。

生命就是一趟奇妙的旅程，看似不经意间的选择，却在之后改变甚至成就了自己。

 

求学路上的艰辛磨难

一代青春记忆一个时代烙印。

1958年年底，南京工学院化工系离开母体独立建院，成立南京化工学院。同学们利用小板车完成了搬迁，新学校的条件尚在逐步完善之中，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课程的实验课还需到南京工学院的实验室去做。

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学生而言，国家正处在严重困难时期，而这期间的大学生活也深深打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回忆起整个大学生活，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给青年的伯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一天还来不及感怀那份心底的雀跃，唐伯龄便跟同学一道参加了大炼钢铁的劳动。每个人拿上脸盆或用裤管装满粉煤灰，从南京下关电厂（现在回想可能是这里）一直送到小红山（当时地名）大炼钢铁的工地上。

由于刚报道入学，同学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一晚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要来回走上两趟，实在是不可能的，在走到第二趟时，唐伯龄就已经迷路了。

随后大跃进的热潮并没有丝毫消减，大学生们还被安排在小红山搬砖头，也常去农村劳动锻炼。

国家三年饥馑。1959年下半年，大学校园里粮食也开始定量了：每个人每月31斤粮食的定量，外加半斤油。相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离吃饱肚子有相当差距的，因此每天的伙食必须控制，并按计划进行，好在男生比较简单，通常262，即一斤定量早晚饭各2两，中午6两，中午有干饭、面条，早晚只有稀饭。家里父母偶尔能节约点口粮，寄点粮票过来。即便如此，吃饱饭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日益紧张的粮食，也没有其他副食的供应。

副食、糕点、干鲜果品在相当一个时期寥寥无几。同学们晚上自习时，能吃到从酱菜店买到的小萝卜干，大概是当时最幸福的事情了，后来连萝卜干也没有供应了，就去打点酱油，喝点酱油汤，最后甚至连酱油汤也喝不上了。

大约在大学三年级，唐伯龄所在班级的全体同学被派往高淳县的一个农村参加“整社”运动。农村的困难超乎想象，农民的房子已在大练钢铁中被拆除，农民们名义上还在公社吃大锅饭，本该一片绿色的江南，触目之处只是一片荒芜。同学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了三四个月，在一个破旧的小食堂里，同学们吃饭没有菜，只有食盐相拌。所幸，国家对大学生还是关心的，每月的粮食和食油定量是有保证的，学校将同学们的食油配上梅齐鱼做成油炸小鱼送到高淳来了，同学们每人中午那一顿勉强可分上一小条。运动告一段落，同学们返回南京时，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浮肿，三分之一的人患上了肝炎。

五年大学生活，从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开始，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期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学习、红专辩论等运动。生活虽然艰难困苦，可能给身体带来了创伤，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心底里为祖国学习、为祖国服务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大学里老师们的淳淳教导，影响着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唐明述、杨南如、胡道和等老师的形象始终激励着唐伯龄，为了母校的光荣，为了报答老师的教导，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心志而已，未来依然有无限创造的可能。

 

充满曲折波澜的考研

1963年，唐伯龄将从南京化工学院水泥专业毕业。正是在这一年，首次开启了研究生招生全国统考的大幕。这第一次国考，盛况空前。全国招生研究生1000余人，唐伯龄所在的年级有同学120人，有10多人参加了报考。为避免互相竞争，同学们自发地各自报考不同的招生学校，当年，华东化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同济大学等高校的著名教授都有招生。此时的唐伯龄对水泥热工颇有些兴趣，发现了北京管庄建材研究院冯修吉教授招收“水泥热工”专业的研究生，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冯教授的研究生。

冯修吉，水泥化学及水泥热工专家。冯老是壮族，广西天等人。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1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台南工学院电化系主任兼教授。五十年代创建的回转窑热工标定方法和应用反光显微镜鉴定水泥熟料岩相等研究成果，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和推广。

不料，在寒假里精心准备冲刺考研的唐伯龄，却突然获悉这一次考试中自己选择的水泥热工不仅要考高等数学，还要考德文。如果说高等数学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德文对当时的大学生而言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平日完全没有接触过，更不要谈系统学习过。

鉴于考试时间的紧迫，这让他对考研打起了退堂鼓。这一次，机遇并没有偷偷从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身边溜走。

临开学的前一个礼拜，在家中正陷入错失考研失落中的唐伯龄，收到了学校发来的紧急电报。自己报考的专业被改成了冯修吉教授招收的另一个专业：“水泥熟料物理化学”，这个专业不需要考德文，按当时所学的俄文考试就可以了，尽快回来参加考试。

果然不出意外，唐伯龄考上了。

这一次好不容易考上了研究生，怎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虽然得知教育部已发来明确录取的消息，但临到毕业分配时，学校却迟迟不宣布。原来，唐伯龄莫名其妙地被定性为走“白专道路”，有一些人认为不能去就读研究生，这犹如迎面被突然浇了一瓢冷水。

好在出于对人才的爱惜，学校党委书记破天荒亲自来到了唐伯龄的宿舍，促膝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终于放行。由此，唐伯龄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建材研究院，作为冯修吉教授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学习。

直到今日，唐老也没弄明白自己突然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这一变故基于什么原因。虽然历史的洪流已滚滚向前，但再忆起依然唏嘘不已。

这一段在北京管庄建材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冯修吉正好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即便如此，一贯严格的冯教授对工作并没有丝毫的懈怠，尤其对学生的要求依然十分严格。

前一年半是基础课程的学习阶段，研究生需要在北大、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建工学院听课，为方便研究生，建材研究院的主管领导将研究生们安排在北京西直门建工学院住宿，离冯教授学习的社会主义学院较近，师生间的交流十分方便。冯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两个礼拜都至少前去汇报一次，并要求将美国、苏联、德国等国外先进水泥工业领域近十年的相关报道、知识内容做成文摘式的卡片，而这一点恰恰极大培养了伯龄爱好看书的好习惯，更像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遍阅了外面更为广阔的风景。期间，冯教授专门为他一人讲了好几堂专业课程，说到这里，唐伯龄充分表露了对他导师的热爱和尊敬。在基础课程即将结束时，冯教授为研究生论文的选题亲自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指导开展试验和撰写论文，为唐伯龄顺利完成研究生的学业费尽了心血。

悠悠数十载，在唐老的心目中，冯修吉不仅是学业上最重要的一位的导师，更是自己人生路上的领路人。

三年很快过去。1966年年中，按计划研究生学业应该毕业了，唐伯龄正在为毕业论文作最后的补充时，文革运动开始了。记得是1966年6月，他正在太原水泥厂旋风预热器项目组参加试验并收集样品工作，有一天院部发来电报，要他立即回院参加运动。到院后才知道，自己的导师冯老已作为学术权威被“打倒”了，要求他检举揭发。从此开始，研究生进程中断了，没有论文答辩，没有人能告诉唐伯龄该怎么办，他只能在热工室自觉地跟其他同志一起参加运动，参加学习，跟随所在办公室的同志们一起工作。

随着文革的逐步发展，在建材研究院的两名研究生终于明确，被安排在本院工作，由此，唐伯龄由建材研究院的研究生直接安排在建材研究院热工室参加了工作，而自己所一直敬仰的冯修吉正是热工室主任。

 

文革中坚持的科研工作

从1966年6月开始，唐伯龄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业，但幸运地进入了当时热工室已在进行的国家重点项目：窑灰钾肥项目工作。项目组长是李俭之、黄南樾，还有吴震、余定德等老同志，当时该项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项目组已经在唐山启新水泥厂建成了中间试验车间，并已将生产出来的样品通过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广东、湖南等地，对不同作物，包括水稻、花生等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农田肥效试验，证明这种钾肥在南方酸性土壤中肥效明显。

大家知道，农作物需要的三种肥料是氮肥、磷肥和钾肥。在当时，钾肥主要依赖进口。如果能利用水泥回转窑的窑灰生产出满足农业需要的钾肥，将是一桩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经过试验研究发现，水泥原料中所含有的氧化钾，在干法水泥回转窑高温煅烧过程中，将挥发并随窑气到达低温位置时重又冷凝，并附着在窑灰颗粒上。同时还发现，窑灰颗粒越细，氧化钾的含量越高。因此唐山启新水泥厂的中间试验线实际上就是一台高细选粉机，将水泥窑灰风选，细粉作为成品——钾肥，而粗粉回到原料配料系统，作为水泥原料重新利用。

这种利用水泥回转窑窑灰经过处理生产出来的肥料，外观呈现灰黄色或褐色粉末状，一般含氧化钾（K₂O）在8％～12％之间，含氧化钙（CaO）在35％～40％之间，并含有镁、硫、铁等元素。

窑灰钾含有丰富的钙，施入土壤吸水后能释放出许多能量，属热性肥料，是一种以含钾为主的吸湿性较强的碱性肥料。其水溶液的pH在8.9～12之间，因此，该肥料适宜在酸性缺钙的土壤上施用，此外，窑灰钾肥对豆科作物、水稻、棉花、花生等作物，也有比较好的效果。

窑灰钾肥项目组的同志们，在文革期间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既参加运动，同时坚持科研工作。大部分同志对运动保持冷静的态度，对当时发生的夺权、甚至武斗只观望，从不参与过激的派性活动，甚至有一点逍遥的味道，当然他们也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一定阶段，被迫发表一点违心的看法也是有的。

在1966年和1967年项目组的同志们仍然坚持在唐山启新水泥厂出差，为完善中间试验开展试验和完善设备坚持工作着。

在这个特殊的动荡年代，一切的发生都令人始料未及。1968年9月，“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66、67届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都被要求去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唐伯龄和分配到管庄建材研究院的66届毕业生一起到江苏南通东方红农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这里一共接收了四个“学生连”，将近500人，来自全国各地和多个国家部委。在长江边的芦苇荒滩上，学生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垦出一片稻田。劳动的艰辛、生活的乏味，难不倒这批大学生们，他们坚持了一年半，到1970年5月学生们可以返回各自单位了，有的部委派专人到南通来接他们回家了，同学们深受鼓舞，知道知识分子为国出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唐伯龄于1970年5月回到管庄，管庄建材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已经下放驻马店五七干校，只留下少部分人员。窑灰钾肥项目组的大部分人员也去了干校，只留下了吴震等少数人仍然在坚持项目工作。这时唐山的项目工作已经结束，窑灰钾肥项目工作的重点已从回转窑转向量大面广的立窑水泥厂。

水泥窑灰钾肥产品中的氧化钾来源于水泥原料，北方水泥厂的原料如黏土或石灰石钾的含量都比南方水泥厂的高。因此，从水泥原料来说，适合生产窑灰钾肥的水泥厂主要在北方地区。但我国广大的南方农田偏偏更加缺钾，农作物更需要施用钾肥，而南方地区的酸性土壤，也更适用这种碱性窑灰钾肥，为此，在南方地区选点进行进一步试验十分必要。选择一个南方地区的立窑水泥厂进行试验，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然的选择。

唐伯龄回到北京后，立即返回项目组，参与了立窑窑灰钾肥的试验研究工作。1970年，大约是9月的某一天，项目组的同志们正在广东东莞水泥厂进行试验工作，突然，北京来电话要大家停止工作，返回北京，因为北京建材研究院已被解散，机构撤销，人员全部下放，并要求在十一前离开北京，后经大家争取，总算同意在过完国庆后立即离京。当时正是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建材部和建材研究院都被军管着。

建材研究院的热工室和粉磨室搬迁至四川江油县，并入当时已经存在的建材部四川江油水泥工艺研究所。这次变动对热工室的研究力量损失很大，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来到江油，三分之二的科技人员分散在全国各地。

搬迁后，唐伯龄所在的设计研究团队并没有消极、沉沦，就此一蹶不振，到了江油后，生活刚一安定，就通过江油水泥研究所的名义重新向建材部申请了“立窑窑灰钾肥”项目，继续潜心窑灰钾肥的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立窑窑灰钾肥的研究很快完成了！建材部组织了技术鉴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投资很少，既能回收窑灰用作农村急需的钾肥，又能解决立窑粉尘排放问题的技术方案，很受小水泥厂的欢迎。与此同时，为了推广这一成果，化工部还在四川召开了包括窑灰钾肥在内的钾肥生产和运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会。

立窑窑灰钾肥项目完成后，窑灰钾肥项目组按照既定目标，继续向国家申请了“利用高钾原料同时生产水泥和钾肥”的研究项目，项目被批准并作为当时国家重点的科研项目。项目试验的重点是要在水泥原料中有意识的添加含钾矿物原料，如采用钾长石代替部分黏土原料，以提高入窑生料的钾含量，从而提高窑灰钾肥的钾含量。大家知道，存在在生料中的氧化钾，对水泥生产而言是一种有害成分，将使水泥熟料煅烧困难，影响回转窑的产量和熟料质量。该课题的重点就是要探索在保障正常生产的条件下可以配入的最大氧化钾含量。同时要解决含高钾窑灰的收集、储存和运输的技术方案，以及窑尾废气余热利用的技术方案。

江油水泥研究所的领导对该项目十分重视，亲自带队到江苏省建材局协商，选定常州水泥厂作为试验点。同时还在全所范围内调动许多技术骨干充实项目组，如将熟悉水泥烧成和生产控制的刘华焜同志调入任项目组组长，将熟悉收尘技术的荣德龙、胡惠中、邢士光等同志调入项目组。

经过几年的努力，项目组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全国技术大会召开前夕，“利用高钾原料同时生产水泥和钾肥”研究项目终于圆满完成，并通过国家的鉴定验收。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隆重召开，建材行业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水泥窑灰钾肥项目”以三个阶段的成果，合并成一个大项目，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奖”。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和完成人的唐伯龄获得了表彰。

虽然此后，水泥学科各类成果迭出，对水泥技术的推动作用或许更大，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特殊的年代取得的科研奖项，依然有着沉甸甸的含金量。无论时光如何的流转，仍旧向我国老一辈水泥专家学者，用满腔的热血为推动水泥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出最深切的敬意。

1978年，对于我国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这年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且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推开触摸国外水泥的大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人们心花绽放。

随着1978年的恢复高考，给了无数优秀的年轻人改变人生的机会。次年的1979年全国开始招收出国留学访问学者，也就是俗语说的留学生。这一决策，激荡人心。

唐伯龄报考了，凭借在文革期间始终坚持的英语底子，成为同期江油水泥研究所报考的唯一录取者。由于报考者大多学习过英语，选择去美国、英国者众多，选考德语、法语的人很少，因此选择去德国、法国的人极少，国家就作了一些调整，将一部分报考英语国家的人改派去德国或法国。唐伯龄被改派德国，由此，在1979年唐伯龄在上海外语学院学习了一年德语。在此期间，需要自己联系国外接受单位和导师，如能顺利落实，就能出国。

鉴于自己的老师冯修吉教授也曾在德国攻读学位，在冯老的帮助下，唐伯龄从德国“水泥-石灰-石膏”杂志了解到西德杜塞尔多夫水泥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并有兴趣到该研究所F.W.Locher教授门下工作，冯修吉教授毫不犹豫写了推荐信。在1979年年底，唐伯龄收到了德国水泥研究所的同意函。由此，唐伯龄是第一批批准出国的访问学者中较早出国的。1980年4月，唐伯龄终于走出国门，开始了两年的留学生活。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怀着一份忐忑、欣喜的心情，唐伯龄开启了远渡重洋继续学习深造的新旅程。

众所周知，德国具有强大的制造业，是世界领先的钢铁、化工、汽车及机械制造者。德国水泥工业始于1877年，1878年首个水泥标准建立。随着德国水泥工业稳步增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战后建设的热潮造成国内水泥需求急剧上升。随后的几年，德国水泥行业效率得到快速提升，1960-1970年间，湿法水泥窑关闭，降低了能源消耗，到20世纪70年代，水泥窑产能从日均350吨上升到2400吨。

尤其是在水泥工业环保方面，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水泥工业研究院就已汇同德国水泥企业联合会一起对其全国水泥窑的NOx排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测研究工作。

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领先的环保理念，令人咋舌的水泥产能让初来乍到的唐伯龄犹如置身一片新的天地，充满了惊叹与好奇。

如果说冯修吉教授是自己第一个人生领路人，那么留学期间的德国教授则让唐伯龄推开了触摸世界水泥的大门，在水泥工业领域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插上了翅膀，任由天高云阔。

这家水泥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以水泥生产工艺和运用为主，涉及水泥原料、熟料烧成、水泥粉磨、混凝土制品、环保等方面。

刚入研究院，唐伯龄就被时任F.W.Locher教授安排轮番在每个部门工作至少两个礼拜。这期间，聪颖好学的他在亲身的实践中，不仅全面了解了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并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开阔了眼界，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

上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新型干法水泥开始起步的时候，历时25年，进展缓慢，与立窑水泥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第一批留学访问学者，在德国的生活费用由国家全部承担，可以想象肯定不是很宽绰的。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护照上注明禁止在当地打工和领薪酬，令人感动的是，德国教授在了解情况以后，主动在力能所及的范围内给唐伯龄发放了一些生活补贴，改善了他的生活。谈及这些往事，唐伯龄无限怀念在那个时期主动帮助过他的德国教授和德国朋友们。

两年的留学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唐伯龄感觉到自己的求知欲并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应当抓紧广泛接触国外先进水泥的这个机会，于是他向德国教授提出想到周边转转。

热心的德国教授为他专门写了好几份推荐信。这次唐伯龄去了向往已久的德国著名的柏林大学、亚堔工业大学、克拉斯大尔等大学，会见了多位当时德国著名的教授，并到洪堡公司、伯利鸠斯公司及好几家水泥厂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人家的先进，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尽管国外工业的发达环境，以及教授格外友善的照顾让任何人都为此留恋，但唐伯龄丝毫没有所动，而是想尽快想将自己所学所见投入到研究院的工作中，他的根一直在中国。

1982年5月，唐伯龄回到祖国。当时江油水泥研究所已准备搬迁到合肥，由当时的江油水泥工艺研究所、小屯自动化研究所、唐山水泥机械研究所合并组建成合肥水泥研究院。1982年十月，唐伯龄从四川江油随迁安徽合肥。

 

小型水泥回转窑改造的奇迹

1984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合肥水泥研究院热工室主任钮一民出任院长，唐伯龄被任命为热工室主任。

我国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技术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上世纪60年代就在太原水泥厂开展了旋风预热器的开发研究，但在那个将旋风预热器的研究批判为崇洋媚外的特殊年代里，中国的水泥工业注定要比同时代国外工业发达国家要落后许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的比例还很低，大量存在的是能耗极高的湿法生产工艺，以及大量的立窑水泥生产厂和干法生产的小型回转窑水泥生产厂。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热工室在上世纪6、70年代开展的太原旋风预热器窑和杭州开展的立筒预热器研究成果，为小型干法回转窑的改造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唐伯龄接任热工室主任以后，就带领大家到江苏邗江水泥厂和南京水泥厂了解情况，并帮助工厂制定了技术改造方案。正在这时，一个机会来临了：1986年江苏省建材局的领导打算引进日本水泥公司的先进技术对江苏邗江水泥厂和南京水泥厂两家小型干法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来到合肥邀请合肥院作为技术牵头单位，负责技术引进过程的技术谈判、技术消化吸收和配套设计工作。合肥院欣然接受了委托，指派热工室主任唐伯龄带领一批科技人员参加。这些同志在参与技术谈判时，都是以水泥厂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的，当时唐伯龄的身份是邗江水泥厂技术科科长。

对于Φ2.4×40米的回转窑，日本水泥公司提出采用五级旋风预热器方案，预期小时产量11.5吨（日产），热耗1000千卡/千克熟料以下，比当时国内小型干法回转窑的技术经济指标先进很多，引起国内许多科研设计院所和著名老专家的广泛兴趣和关心，如胡宏泰、高世雄、黄有丰等老专家都亲临现场指导。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唐伯龄通过与日本专家的深入座谈，摸透了日本技术的诀窍，终于使邗江水泥厂和南京水泥厂的技术改造圆满成功。通过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合肥院开发了当时十分热门的“邗江型窑”，有两个规模：Φ2.5×42米回转窑日产300吨，Φ3×45米回转窑日产600吨，一时在国内小回转窑水泥厂引起了技术改造的热潮。

说到这里，唐伯龄回忆起一件趣事，当时一家水泥设计院从邗江水泥厂一个技术人员处拿到了日本水泥公司提供的一套设备安装缩图，宣称正宗的邗江技术在他们手里，引发了两院之间的一场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这只是水泥技术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现在4000吨、8000吨、10000吨大型新型干法生产工艺早就把300吨、600吨的生产工艺淹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了。

与此同时，唐伯龄积极投身湿法回转窑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工作，曾参与国家建材局确定的白马山水泥厂的湿法改半干法的示范项目的引进工作。也参与了国家建材局开展的老厂技术改造工作，任湘乡水泥厂技术改造方案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设总。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断前进

由于受管理体制的约束，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归建材局科技司领导，在设计工作方面长期只有乙级设计资质，只能承担1000吨以下规模生产线的设计和改造工作。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在进入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只能依靠几十年间累积的科技成果和对众多水泥厂的技术改造成果找到自己的定位。

1987年，唐伯龄任合肥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和技术改造工作。这时，以削减事业费为目标的科技体制改革已进行多年，离事业费全部消减到位已经很近了。合肥院的改革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全院科技人员从市场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活力。

上任副院长后，院长交代的任务就是要抓好国家安排的重点科研项目：立窑节能示范项目。这个项目还是唐伯龄在热工室时启动的，当时合肥院立窑室还没有从热工室独立成室，项目选点阶段还在热工室安排下进行，因此他对这个项目有着深厚的感情。

该项目试验点确定在滁县地区水泥厂，并报经国家建材局批准。合肥院组织全院力量，以立窑室牵头，外加自动化室、环保室、粉磨室组成一个庞大的攻关试验队伍。工作内容涉及预加水成球、磨机负荷控制、立窑窑体改造、立窑收尘等内容。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不仅涉及院内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还涉及到与滁县地区水泥厂的协调工作。项目刚开始，似乎十分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院与工厂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项目进展遇到了困难，项目组长甚至提出要改点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唐伯龄通过调查发现，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非改试验点不行，经内外协调，院内院外重新协调一致，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

立窑节能示范项目的胜利完成，为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再次奠定了我国小水泥技术改造的龙头地位。小型回转窑的技改成果和立窑节能技改成果，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合肥院主要的经济来源，形成了一段为人称道的辉煌时期。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科研单位只依靠科技成果转让已不能养活自己了。如何使科技与生产更紧密结合，如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自立，是合肥院面临的新课题。

持有科技成果的项目组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成果产业化是必由之路。

产业化初始阶段，合肥院在把科技成果转让的同时，进行过合资办厂的探索，但由于不掌握经营管理权，办的工厂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1987年，合肥院设备研究所利用自己的一套试验装置和自己的科技成果，兴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金属耐磨耐热材料厂。尽管当时厂的规模不大，产值仅数百万元，利润仅十多万元，但已做到当年建厂当年见效，这对全院科技产业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促进作用。

随后自动化研究所在江苏镇江创办了金山自动化设备厂。不久，合肥院在深圳、珠海、桂林等地办起了服务于技术改造和设备生产的科技型公司。粉磨所立磨项目组创办了中亚水泥机械厂、粉磨所辊压机项目组创办了肥西节能设备厂生产大型装备立式磨和辊压机。环保所也利用科技成果创办了环保设备厂，……，一大批科技产业利用自身科技优势将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克服资金的困难，利用院分配政策的优惠，自我积累，不断壮大，终于成就了合肥院今天的一片大好形势。与此同时，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成就和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合肥院的科技精英。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要发展，只有找市场。当年许多兄弟院所的科技人员带着羡慕的心情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而合肥院是“资本主义”，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但确实也反映了一种心态。是的，合肥院自己人讲的是：凡是开着的火车上，都有我们合肥院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市场中拼搏了。

时至今日，合肥院生产的立式磨，辊压机，高效斗式提升机，生料、熟料、煤粉计量称，窑尾收尘装备等重要设备已经成为水泥生产线上的标配设备，这些成果的取得，是经历了合肥院科技人员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取得的。

作为当时分管科研和技术开发的副院长，唐伯龄深情地说，这是合肥院几任院长坚持发展不动摇的结果，是全体合肥院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给合肥院创新发展机会的结果。

1996年，唐伯龄接过了合肥院掌舵人的接力棒，上任院长。

上任伊始，唐伯龄清醒地看到，自己这届班子注定是一届过渡性的班子。文革前毕业的科技人员将在这几年中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而文革后毕业的年轻科技人员必将成为核心力量，因此他默默地为迟早要到来的转变做好一切准备。

首先，在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两位82届的毕业生，由他们分抓院的科技和设计工作。在配备中层领导时，只要条件许可，就让年轻人担任的专业所、室负责人。为此，唐伯龄遗憾地得罪了一些“老人”。

坚持科研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道路不动摇，为了帮助产业发展和加强对产业的管理，专门设立了产业管理处，调任对产业化有经验的同志任处长，并由一名副院长主管。体现了他将产业作为重点抓，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决心。

与此同时，唐伯龄深切地认识到，合肥院长期持有乙级设计证书将严重影响合肥院的发展，就亲自带队到国家建材局有关部门进行解说工作，通过合肥院的设计成果证明合肥院是具有甲级设计实力的，同时也多次向局领导反映情况和要求，合肥院终于获得了甲级设计证书。这重要的一步，为合肥院向大型水泥厂的设计打开了大门，为水泥厂设计向工厂总承包提供了舞台，同时也为合肥院的科研人员为开发大型装备深入提供了便利，使合肥院的科技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

1997年及随后的几年水泥行业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合肥院的经济也处在困难中。但是对于合肥院来说，这一次困难只是对合肥院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考验而已。通过这次考验，合肥院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根据自身条件走出的科技、设计、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为合肥院转企进入企业集团做好了充分准备。

 

永不落幕的舞台

1999年，科技体制改革迎来了新的一页。合肥院随同全国242个科研院所一起，成为第一批转制单位。因为机缘巧合的关系，合肥院自主选择了中国新型建材集团（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

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就在转制前后，合肥院的部分员工对转制还是有许多顾虑的，此外，进入企业集团以后与集团的领导理念也有一段磨合和互相适应的过程。好在时间不久，合肥院就平稳地适应了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合肥院水泥生产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制造，水泥工厂的工程设计、技术服务、工程监理、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等工作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新的机遇。

2001年，60岁的唐伯龄卸下了院长的担子，从工作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了。

回想起经历的岁月，唐伯龄也不得不为之感叹，作为“承上启下”的一届院领导班子，这段时间又碰到了经济困难，确实感到很苦、很难。当时院内不得已实行了减员增效，管理部门部分人员内部退休，这一措施必然给一些人员带来伤害。

在卸下院长职务的那次中层干部会上，唐伯龄除了向支持他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外，还特地向在他工作期间可能受到伤害的同志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是的，作为院长，一把手，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至于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了。唐伯龄自己也说，按他的性格是不适合担任一把手的。在他接手合肥院以后，熟悉他性格和为人的朋友和他的母校老师们，都认为出乎意料！

回忆自己的一生，唐伯龄和大多数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简单、平淡，拿不出像样的奖项来点缀自己的经历。他们一生付出的辛勤努力，现在看来只是为我国小水泥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而已，即使当初轰轰烈烈，现在早已成为水泥工业发展长河中的过眼烟云，无影无踪了。但他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在他们工作时，他们的学兄或他们的老师，还有一批老专家支撑着水泥工业的脊梁，他们得到了许多指点和帮助。他们也赶上了新型干法生产大发展的序曲，看到了新型干法压倒小水泥的进程。

在水泥行业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唐伯龄的水泥人生同样是幸运的。他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60-90年代我国水泥工业和水泥科研设计院所的面貌。

近几年，合肥院以科研优势为基础，走科研成果产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了科研、设计、产业和总承包“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成为极具国际竞争实力的水泥行业设备供应商和工程承包商，连续5年在中国建材机械行业20强企业中列前3甲，是全球最大225家国际工程承包商之一。

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合肥院加速了海外市场营销步伐，充分发挥以工程总承包业务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项目遍及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越南、埃塞俄比亚、智利、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10多个国家。

临近采访结束，在与唐伯龄的畅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和的心态。他笑称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那就是平稳结束。在我们看来，实则不然。

如果将人生喻为一本书，有些书简单，合上书页就会遗忘；有些书丰富，人生和时代的维度都力透纸背。

回顾唐老这一辈子，蕴藉着命运的坎坎坷坷，饱含他人生的酸甜苦辣，始终没有放弃信念；这一辈子，他只在水泥圈里打交道，近半个世纪里风雨兼程，致力于我国水泥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无声而坚韧的信念支撑，深深感染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