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的主旨演讲，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首先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经济学认为，7%，甚至6%-7%的区间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要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用什么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像近期出现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在这段时间内很多地方产能过剩，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二是浪费了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说和二十年前相比，基数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的难度也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带来若干问题。这种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不是容易的事情。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是要带来损失的，但能不能忍受这个损失，能不能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坚持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不能性急的，一个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积累的。比如深圳的华为，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他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今天的主题是“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以后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去，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互联网的作用是巨大的，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还是要坚持这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谈，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出现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现在情况变了，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来实现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企业考察，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就问他，你增加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创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创业，创业增加了就业。还有就是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现在也不主张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学技术了以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另外出来以后可以创业，甚至他出来学了技术再回家去创业。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的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料，20年以后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自己家里办公。所以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过去传统观念里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原因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7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思理论总需求大了就是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有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70年代出现的二者并存就是滞胀。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想办法研究为什么有滞胀。当时经济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他能控制工人的行动，他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罢工。但经济上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他控制的，所以他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东西销掉也不能下降。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于是经济生活中就像小孩玩的跳背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了那工资和物价就都跳不起来。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的措施。后来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就破产了。

 

　　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供给有问题才出现这样的结果。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带动经济增长，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摆脱了停滞，通货膨胀也解决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该投资就得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就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M2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如果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就找他信得过的国家独资的企业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转放出去，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钱，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你钱多利息高那你就承担；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超正常储备以后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所以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