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 乔治•马格努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3年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醒东道主两国沿“丝绸之路”(Silk Road)拥有共同的商业纽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接着提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为亚洲带来新的繁荣。习近平此次讲话几乎没引起国际媒体注意，但不到两年后，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计划——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成了习近平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战略的核心。“一带一路”计划将对该地区和全球企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同时将给这片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几国都存在重大而彼此冲突的利益的地区，带来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明显需要在国内外找到一条新的商业道路。过去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签订的基于获得大宗商品资源的双边投资协议，许多是非商业的，执行欠佳，而且有时在当地不受欢迎。它们所服务的国内房地产和投资热潮现已结束，给中国留下了种种问题，如工业和建筑业产能严重过剩、通货紧缩以及不断加剧的债务管理问题。

 

    此外，中国已厌倦了积累无穷尽的美国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现在偏好加大海外直接投资。北京方面也早就表示反对美国及美元在全球金融机构的霸主地位，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

 

    因此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三大举措。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共同创立了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它就像IMF的克隆机构，具有很浓的象征意味。中国还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并将提供半数资金，亚投行目前已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如果资金、组织以及治理问题能够成功解决，亚投行到2020年可以每年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与世界银行现在承诺的每年300亿美元贷款相差不太远。

 

    然而，与“一带一路”这部重头戏相比，这些都是助兴表演。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从西安（中国古都、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经中亚、到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将连接起65个国家、44亿人口。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是将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东非、红海以及地中海连结起来。不可避免地，这将要求中国将其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投射到更远的地方。资金将来自中国的几家开发银行，其中最大的两家最近收到了总共逾600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支持新业务。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无疑会认为，将外汇储备池中的资金多分出一些用于这一目的是合适的。

 

    “一带一路”能否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成功改变全球体系？这一说法的倡导者说，投资的受益者和供应商必将受益于新的基础设施、能源管道、光纤和通信系统、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人们还认为，这个计划严丝合缝地契合中国的需要。它可抵消中国国内投资率下降、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影响，为潜在的反腐运动对象提供商业上的甜头、促使他们配合改革，促进发达沿海地区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经济一体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促进金融一体化，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不过，这样说是本末倒置。“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配套机构或许能够改变全球体系，但这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并且前提是它们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其他长期经济和政治目标上的追求。这些长期目标包括，让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接受开放治理，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买账，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而不只是作为交易手段被更广泛地使用。中国必须让外界看到，它有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的决心。

 

    如果中国新金融外交的目的是，在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经济逻辑的前提下扩大和加深其全球足迹，那么结果可能是整个亚洲面临更大全球风险。最终，这种战略重心西移将不过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回应，这种回应虽是商业上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它提醒我们，就像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说，地缘经济是“遵循商业语法的战争逻辑”。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China Centre, University of Oxford)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