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陆宗贤今年以102岁的高龄，溘然离世。离退休前，他是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并任上海建材学院的名誉院长。离休后，又曾担任过原国家建材局华侨协会的名誉会长。父亲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公民，但他一生历经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推翻清王朝的民主主义革命、抵抗外辱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国内革命战争，也经历了建国以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一言难尽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好年代。父亲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注定使他的一生坎坷，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在这样的年月里，作为一个有着正义感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爱国心的学者，他所做的都是一些平常之事，但是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我们祖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映出我们国家百年的沧桑巨变。今天我能够写出下面这样的文字，也反映出我们的祖国的开放和进步。这些文字，只是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在那样的时代里，曾经有过那样风风雨雨的坎坷，那样充满着痛苦和希望的经历。希望他们在一个和平、和谐的年代里，珍惜岁月，为了我们的祖国崛起，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父亲作为一个历经三个朝代的学者，一生经历了现在的我们很难理解的风雨和坎坷，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微薄的理想，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是我们和我们后一辈人很难想象出来的。为了追求真理，父亲在十几岁的学生时期，就坐过殖民宗主国特权的英国巡捕班房；在中年时蹲过象征独裁政治的国民党的拘留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年过花甲之时，在拘留所里又被关押过三年。他热爱祖国，热爱他所从事几十年的事业。古稀之年，仍关心着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科学技术发展。九十多的高龄，他还执笔写出了财务人员改为派出制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改革的建议。对于水泥生产技术的发展，他也上书国家科技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于国外事业有成的亲友，他述说祖国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形势，动员他们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出力。他不留姓名慷慨地为灾区捐款，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

一．追求真理、热爱祖国

父亲作为一个爱国的学者，一生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和社会公正。

他于1909年9月，出生在浙江湖州的鱼米之乡。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已经是一派下世的光景。我的祖父，既不是什么大资本家（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中的捕风捉影），也不是一个什么贫农（解放后，我父亲的第一份履历表上，由当时的人事部门代为填写的，当时还处在动员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人事部门的人，想当然的给我父亲的家庭出身，填写为贫农。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今后有可能被认定是对组织的欺骗，只是说了一句，是谁呀？瞎填！一笑了之），只是因父亲的早逝，作为长子不得不以肄业生的身份进入银行，承担起家庭责任，依靠超常的勤奋，百分的敬业和谨慎，最终成为襄理（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室主任）的一个银行职员。作为一介布衣的子女，父亲的经历也与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样。父亲作为清朝的子民仅仅两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辉煌过一时的大清朝就如同一个基础已经支离破碎的大厦，轰然倒塌了。但是，社会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如同老百姓所憧憬的出现太平盛世，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带来太平和希望，而只是陷入一片更大的混乱之中。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几乎就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中渡过的。打记事起看到的都是外强的入侵，国家的贫弱，人民于水深火热，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录着民族奇耻大辱的标牌。但是，华夏大地，从来就不乏忧国忧民、拍案而起的志士仁人，父亲小学就读的北京崇德学校（位于北京六部口，现在的崇德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在这里积聚了很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时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父亲10岁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崇德学校的一批被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激怒的老师，带领崇德学校的学生，挥舞各色的旗帜，高呼口号，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到“五四运动”所推动的一系列群众爱国抗议示威的洪流中。父亲在刚刚懂事的童年，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接受了民族大义的启蒙教育。父亲一直到去世前还记得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幕，谈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嗟叹不已，对那些带领他们走上天安门广场的老师充满了敬意。

如果说参加“五四运动”，只是他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的第一次爱国的救亡运动。那么事隔7年后的“五卅惨案”，则是他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自主参加的爱国救亡运动。父亲随祖父工作调动到上海就读后，1926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任学生会副会长。1926年5月30日，日本资本家无辜枪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的暴行激怒了大上海，处在大革命前夜的大上海整个沸腾了。年仅17岁的父亲，组织同学罢课，冲出校门，在大街上讲演，散发传单，抗议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在游行示威中，他被英国巡捕关进了巡捕房。父亲的名字也上了当时的上海的报纸，只是当时抢新闻的报纸将父亲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三天后他被放出来，当得知作为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当局已经计划将他们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为了争取主动，父亲在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退学声明后，离开了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转而到沪江大学附中继续学业，并进而在沪江大学化学系就读。在进入大学后的1928年，面对着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抵制日货的形势，父亲与同窗好友倪家玺、徐肇和等人组织了四维社，利用所学的化学知识，生产一些化工产品，与市场上泛滥的日货周旋抗衡。这种从事实业的实践，是实业救国的萌芽，使这些人增长了经营的理念，组织的才干和生产的知识。这批好友，最终分别以开办民族实业的伊利食品厂、长城铅笔厂等成为终身事业。

1931年，上海“一二·八保卫战”爆发，为了支援前线抗日，父亲与同学们一起为十九路军自制防毒面具、募集慰劳品、收容战区灾民。小我父亲两岁的、我的小姑姑陆培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在战时医院里，慰问伤员，帮助包扎和护理伤员。

二．以水泥为业，报效国家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敏锐地感到培养和网罗人才对于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他以毕业后到天厨味精厂就业作为条件，给沪江大学化工系学习成绩排名一、二名的学生设立了一笔较为丰厚的奖学金。作为化工系学业成绩第一名的父亲，一直当仁不让享用着这笔奖学金，不但帮助父亲完成了大学学业，还可以在不时之需，贴补当时并不宽裕的家庭。但在父亲大学毕业的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险恶的社会形势下，天厨味精厂的老板已经无暇顾及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要求接受多年天厨味精厂奖学金资助的父亲，履行毕业后必须到天厨味精厂工作的承诺。沪江大学毕业后，父亲由祖父介绍，到刘鸿生（水泥行业著名专家刘公诚的父亲）兴办的上海水泥厂工作，在化验室任化学工程师。当时的中国，高等学校里还没有专门设置的水泥专业。化学专业的毕业生到水泥厂就业，也还算是专业对口。但这一次选择，使年仅22岁的父亲直至102岁去世，与中国的水泥工业结下了80年的不解之缘。他亲身经历了我国水泥从木桶包装，纸袋包装到散装水泥的过程；见证了由土立窑、机立窑、湿法窑、干法中空窑到预热器窑，直到预分解窑的全部发展历史。

在高中时，根据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学生制度，父亲经过遴选，由上海前往北京，进入了清华留美学习预备班，做留学美国的准备。后因身体问题和并无官宦、富商的家庭背景，被退回上海，与留学美国失之交臂。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父亲，经过上海水泥厂的工作实践，愈加感到我国水泥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先进国家的巨大反差，也体会到世界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在工作之余，他自学德语，做出国留学的准备，将出国学习定位为世界水泥生产的尖端科技，用科技振兴国家。1933年大学毕业两年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和攻克水泥尖端的憧憬，远渡重洋，前往当时世界水泥科技领先的德国柏林“库尔水泥研究所”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水泥专家库尔教授，专门学习水泥科学技术知识。当时的航空运输，还是远离老百姓的奢侈旅行。去欧洲，主要是乘船，父亲乘坐票价较为便宜的客货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客货轮在法国靠岸。父亲经法国到达德国柏林，在当时世界水泥界的权威研究机构——库尔研究所求学。在柏林他借宿在一个犹太人家里，这种借宿方式，是当年的留学生普遍采用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节约费用，一方面也可以改善语言环境，加强与德国人的沟通。父亲借宿的这家犹太人的一个小姑娘，也就成了父亲恶补德语口语的老师。他在三年的留学生活中，按照导师的安排，他主持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的新品种水泥——道路水泥的研制，完成了道路水泥的标准和施工规范的编制，并追踪道路水泥的使用和道路水泥施工现场的工程监理，取得了混凝土施工工程师的证书，填补了世界高等级公路水泥材料的空白。针对公路水泥材料中，大块混凝土的开裂和冻融引起的起砂等影响公路质量的材料及施工问题，他在库尔教授指导下撰写的“水泥的化学成份和物理性能对水泥收缩性的影响”的论文，在《德国窑业》杂志上发表后获得业界好评，并获得特许化学工程师学位（相当于硕士学位）。

在三年的学习期间，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水泥的最新发展，一方面时时刻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实习期间，他参观了许多水泥工厂和机械工厂。亲眼看到一些机械厂，在打着民用工业品旗号的同时，实际上加大马力在生产军品的部件。对于纳粹德国秘密备战，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对于纳粹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攻击和抹黑，他心存疑虑。利用节假日，他去过捷克、西班牙等国旅游、学习和考察，为他了解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积累了实际的经验和体会。经过三年的学习，1936年硕士学业结束后，他婉言谢绝了研究所极力在德国工作的挽留。决定经过苏联，陆路返回祖国，沿途亲眼看看被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莫斯科逗留的一个星期里，他看到的苏联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资的匮乏，但完全没有德国宣传机器所抹黑的那样恐怖，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年的留学生涯、几个欧洲国家的学习考察和苏联的“探险”体验，父亲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了一些亲身的感受。当然对于生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对比之下，更是感慨万千。在解放以后的工作生涯中，他没有绝对的肯定和排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在许多方面较资本主义更为合理，但对于资本主义，也应该取其合理、积极的部分。但这些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经验，也让他在中国政治严重对立，绝对政治第一还未走上正轨的社会里，成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迂腐书生，屡屡碰璧，吃尽了苦头。

回国第一站，是经过九·一八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东北。由德国水泥企业的介绍，他顺路参观了我国东北和日本使用德国设备的水泥工厂。1936年的东北已经沦丧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对于德国科学技术几乎完全倾倒的日本人，对于由德国留学归来的父亲，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为诱饵，极力鼓动父亲留在东北工作。面对着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白山黑水，父亲义愤填膺、断然拒绝，回到了上海，继续在上海水泥厂工作。

上海水泥厂的老板刘鸿生是我国水泥发展史上一个开拓型的传奇式人物，他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民族资本家，敏锐的感觉到水泥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水泥行业发展的意义。在父亲回到上海水泥厂工厂工作的时间里，他要求父亲编制中国自己的水泥标准。1937年，父亲经过调研和大量的试验，编制了《中华民国水泥标准》草稿。令人遗憾的是，标准草稿还未讨论和审批，就被卢沟桥的战火打断了。

三．热爱祖国，忠实于民族

回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大家都觉得战争还很遥远的上海。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打响，他作为上海水泥厂的化学工程师，在日军不断空袭的情况下，在水泥厂坚持生产，为前线提供构筑工事的水泥，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日本军队冲进工厂，在日本马队的驱赶下，父亲逃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几十年后，母亲在讲到这一刻时，还是心存忐忑。但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父亲却比较轻松，给我们谈及这一切时，就好象是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但在自己的国家里，被侵略者的军队驱赶，却让父亲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

为了不留在沦陷区受日本人摆布，他先是应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堂叔陆达（原名陆宗华，原冶金部副部长、冶金协会秘书长、北京钢铁研究院首任院长）之约，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由于手续不齐备，八路军办事处考虑去延安的路当时也很危险，根据地当时也不具备开展水泥生产的条件，于是提出：现在国共已经合作了，根据地也暂时无法发挥你的专业特长，你还是先留在国统区吧！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委婉的拒绝了他去延安的请求。在去延安受阻后，为了“在中国人的地盘里为国效力”，他又辗转香港、越南、到达大后方的成都。在成都他遇到了德国留学时结识的老朋友魏寿昆（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并一起翻山到了乐山，在北京迁蜀地的几所大学教书。父亲开始了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艰难的就业谋生。

在之后的抗战八年里，他辗转于云、贵、川，康，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先后在国立西北工学院任教。1938年，他参加云南水泥厂的勘查设计调查工作；1940年，他负责重庆建成水泥厂的创建工作，出任厂长；1944年，任贵州水泥公司总经理。在政府无暇顾及经济工作的条件下，条件虽然简陋，但也给了他较大的工作空间，他充分展示了他的技术水平、经营才干和实干精神。在他主持下，濒临破产的贵州水泥公司经增股改组、拓宽经营范围、改进设备、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扭亏为盈。在战事近黔后，贵州水泥厂为贵阳等地的军事交通设施等源源不断的提供了水泥。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逐渐好转，处在大后方的华新水泥公司也在积极的为战后的经济恢复提前准备，计划胜利后在湖北省大冶市改建新厂，遂在昆明华新水泥公司内设新厂筹备组，父亲出任副总工程师，负责新厂工程设计，并提前向国外订购水泥生产设备。在水泥工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父亲不但在技术和管理上承担责任，也在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我国水泥工业早期技术和管理人才。他以一个创业者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实践着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水泥发展史上的地位。

他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凶残；也经历了战时的缺吃少穿的艰苦生活。为了在那饥肠辘辘的年月的生活，父母在租住的住房的旁边空地上，开出了小块的荒地，种了几种经济实惠的菜蔬，聊补拮据的生活。为了给出生不久的二哥补充营养，一度甚至还养了一只奶羊。

战时的国民党一方面是有人花天酒地，大发战争财，一方面也确实有人为民族为国家全身心的在工作。父亲天真的要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为了支援关系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抗战不怕得罪人。在重庆渡口水泥厂主持工作时，他对厂内的一些不好好工作的国民党员很不满意，对于他们在水泥厂内开展“党务活动”、向厂方索要办公室的要求，很不以为然，他援引蒋介石的话，“委员长说：“抗战非常时期，禁止一切党派活动”，以己之矛，攻自之盾，巧妙的与他们周旋，借助“最高指示”，严词拒绝了这些不顾民族危亡，一心搞党派之争的党棍，顶撞了飞扬跋扈的国民党书记长。为此他被抓进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班房，关了三天。当时的重庆市市党部的书记长是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哥哥，有持无恐，其党羽自然也是飞扬跋扈。但父亲在艰苦条件下表现出的实干精神和才干，也被一些干实事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和父亲德国的学兄王涛所看中，先后出任了资源委员会建材所的所长、华新水泥厂副总工程师和大渡口水泥厂的厂长。这些职务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的氛围中，被人所质疑。他们说：如果你不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人家会让你当“官”吗？造反派组织为了将他定为国民党特务，以彰扬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置国法于不顾，进行了残酷的逼、供、信。

四．反对内战、迎接全国解放

在父亲的前半生，他没有可能接触并清楚的了解到进步的思想和理论。但他从极为简单而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最基本的为人之道出发，追求进步，追求民主。在沪江大学里，他与之后被称为七君子之一的好友李公仆交情笃厚，在学校里两人分别出任学生会副会长和会长。语言犀利、热情奔放的李公仆的许多演讲的讲稿就出自父亲之手。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同学聚会时，两位老友再次见面，百感交集，在一番深谈之后，相约再次见面。但几个月后，1946年7月11日，民主战士李公仆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时父亲刚刚到北京，准备在战后重建的工作中，有所施展时，听到了好友被暗杀的噩耗。时隔多年的一次喜相逢，竟成了永诀。老朋友的恶讯，极大的刺激了父亲，给他对于抗战胜利的喜悦和企盼，笼罩了一片阴影。

抗战胜利后，父亲怀着一腔重建大好河山的热忱，希望能够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中，尽自己一份力量，圆自己多年实业救国的梦想。留学德国时同一师门的老同学、华新水泥公司总经理王涛（解放后曾任华新水泥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邀请他到民营的湖北大冶参与组织华新水泥厂新建生产线的筹建工作，工资也较当时所谓的国营企业优厚得多。但当时的父亲从简单的为国效力出发，对于当时的民族资本，心理上总觉得还是与直接为国效力还有一定距离。他婉言谢绝了学兄王涛的邀请，而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组织的台湾工矿调查团和华北、东北工矿调查团，奔赴台湾、北平、天津、锦州、沈阳、长春等地调查，为掌握和有效开发国家自然资源，尤其是东北和华北水泥工业资源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他接受了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先生（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孙越琦先生（解放后任煤炭部顾问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组委——也就是民革中央的副主席）的邀请，出任华北窑业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从兴办实业、发展经济出发，组织了琉璃河水泥厂等华北窑业公司的下属企业的生产恢复。

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父亲对于经历了胜利抗战的国民党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抗战之后的喜悦，很快就被面对战后的社会一片混乱的无奈所替代，官员们的贪腐暂露头角，很快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接受日伪政权的财产时，国民党官员们暴露出来的贪婪让父亲感到吃惊。在琉璃河水泥厂的接受时，“国军”的营长拒绝将他们先行一步占据的琉璃河水泥厂的房产交还给琉璃河水泥厂时，对于尽快恢复水泥工厂的生产大道理，竟置之不理。前来接受的父亲，对他们百般劝说，毫无用处。争论激烈时，那位营长竟亮出了手枪，耀武扬威赤裸裸的进行威胁。那位营长率领的“国军”，在资源委员会委曲求全一番协调，获得一些补偿后，最终退出了琉璃河水泥厂。曾经在父亲面前，挥舞手枪、出言不逊的营长，临行时送给父亲一支手枪，以示“不打不成交”之意。父亲将手枪当即交给秘书，锁进了保险柜。在北京解放之后，就上缴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管会了。但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成了父亲私藏手枪的疑点，当时家里三十多平米的住房，被翻得底朝天。母亲做的麦草褥子被刀划开了几道大口子，扬得家里到处是麦草和灰尘。当时家里取暖和做饭用的、砖砌的煤炉，也被想象丰富的红卫兵，把黑黝黝的、沾满炉灰的炉灶开膛破肚，像篦头发似的翻了一个遍。

国民党在政治上反民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经济上很快坠入了腐败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在战乱不止，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下，满怀一腔建国热忱的父亲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了。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以介绍人的身份，特邀他参加中国国民党。承诺作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可以不参加任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这种特别党员，在当时高层的学者和企业家内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被父亲拒绝了。他不满意国民党政权不务实业，认为那些国民党党棍是“吃政治饭”。他先后应邀在北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作化学兼职教授期间，对于北平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美军退出中国去”的学生爱国运动，充满了同情。他经常秘密收听解放区的无线电台的播音，关心时局的变化。远在解放区我的堂叔陆达和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我的表舅肖洵，也通过各种途径，向他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和时局的变化，劝说他脱离腐败的国民党政权。表舅肖洵还将北京地下党工业部门的负责人，秘密领进家里。讲形势，聊家常，希望他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在北京解放前夕，父亲没有接受“上峰”要他飞往台湾的要求。跟着解放军已经到达琉璃河的堂叔陆达也托人带信给父亲，要父亲无论如何，等他进城。在共产党北平市地下工委的安排下，他按照资源委员会此时的委员长孙越琦先生的嘱托，为了保全新中国建设所需的企业，保留一批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和资金，力所能及的开展了工作。他运用总经理的职权，一面给公司员工发放粮煤，点灯的煤油，解决生活问题，稳定员工人心；组织员工，保护工厂；一面巧为周旋，秘密保全资金。实现了资金不转移、工厂不破坏，人才不离岗，使华北窑业公司的人员、资金和企业完整的交给了新中国。为解放后迅速的恢复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注：199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根据“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士按我党地下工作者对待”的文件精神，明确父亲享受离职休养和医疗副部级等待遇）。当时负责接受的解放军军代表，紧握着父亲的手连连说：“你们立功了，你们立功了！”父亲的义举得到新中国的高度评价，他先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国庆观礼和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国庆招待会，并以党外人士的身份留任华北窑业公司的副经理。

在北京解放后，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琦先生，又接受了当时的军管会的意见，联络了父亲等几个资源委员会的所长，联名给南京资源委员会拍发了一份“我们都好”仅有四个字的意味深长的电报。其用意在于以报平安的方式，稳定南京资源委员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的人心，尽可能为新中国多挽留一些人才。但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这份有父亲署名的电报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父亲在解放后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受到了无端的审查和身心的折磨。

建国后，父亲留任华北窑业公司副经理，后又进入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筹备组工作。他敏锐的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从自主发展我国水泥科学技术的长远目标出发，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华北窑业公司工作期间，就邀请了吴中伟先生（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和自己留德的同学黄继周先生，在北京东四四条的一个小院里，建立了建材研究机构——华北窑业公司研究室，开展了天津新港所需的抗硫酸盐水泥的研究，为天津新港的恢复和发展，预做准备。解放后，他看到了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基础建设对于多品种水泥的巨大需求，建议已经归属新中国的华北窑业公司成立专门的水泥研究机构，并参与了具体的创建工作。1950年11月，华北窑业公司研究所在北京花市挂牌成立，由老共产党员刘雨辰任所长，父亲以华北窑业公司副经理的身份兼任研究所副所长，主管技术工作。这个当年坐落在北京一个胡同小院里的研究所，是我国建材工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建筑材料科学研究的机构，以这个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我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建材科技的工作开始起步。斗转星移，经过六十年的变迁，这个小小的研究所，已经发展为我国建材系统最大的综合科学研究机构——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并且衍生出遍布全国的几十个建材研究院所。

从长期的企业工作中，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非常重视，认为企业的管理有它内在的客观规律，也是一门科学，他对于政治统帅一切表示怀疑，经济活动中，他提倡科学管理。解放初期，他是建筑材料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中中少有的几个对于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表示怀疑的人物。他曾明确表示，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都不好，其经济管理的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遗憾的是，当时他对于历史的承接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较为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因为这种“不识时务”的观点，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

五．建设边疆、尽献黄金年华

在刚刚解放的时间里，整个中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父亲作为迎接解放的有功之臣和知名学者，也受到了政府的尊重。父亲时任重工业部华北窑业公司副经理，在开国大典的国庆节里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节的群众游行，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庆招待会。眼见解放的中国人民激昂的建国热情，政府人民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被深深的触动，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期望。除了承担公司的繁忙工作外，从抗战胜利后，还出任了北京师范学院和天津北洋大学的兼职教授，为我国的化学工业培养人才，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水泥专业教材的情况下，他自己动笔撰写授课讲义。这部讲义经过修订后以《水泥》为题，由三联书店于1951年正式出版。这本水泥的科普读物，只有区区数万字，但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水泥的科技书籍，在此之后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但是新中国许多事情又是他所难于理解的，不时被一些不解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1950年国庆节，父亲在参加完中南海怀仁堂的国庆招待会回家后，对母亲说：“我看见蓝萍（父母都知道后来红得发紫，改名叫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蓝萍，当年在上海滩仅仅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二流女演员）了，听说她现在怎么成了毛泽东的夫人”。16年后，文化革命刚刚揭开序幕，人民日报开始以大版面批判陆平（当时的北大副校长）、范谨（当时的北京日报社总编，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黄竟的夫人）。与范谨有些亲戚关系的母亲不解的对我说：“别人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知道，但范谨十六岁就跟着舅舅范文澜到延安了，怎么也成了反革命了，肯定是蓝萍害她的。”有些传统意识的母亲，对于江青不可摆上台面的恋爱史有所了解，对于“交际花攀高枝”，游戏政治，宿有看法。没想到却不幸言中，预言到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荡和历史的倒退。但是，母亲却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掀起的政治风暴，却也将一心远离政治，只想为国家作点实事的父亲，卷入了政治的漩涡，蒙冤受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50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国民党的染缸里哪有清白的”氛围里，父亲被作为十拿九稳的“大老虎”，受到了新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这次运动中因父亲的株连，解放后刚刚工作的母亲也被连带审查。中央建材部老部长赖际发的夫人鲁风处长当时是母亲顶头上司，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投身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对母亲的遭遇很同情，但也爱莫能助。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同情心的老干部，没想到在1957的反右斗争中，竟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父母两人被隔离审查数月半年不等，家里就留下了我们还未成年的三个弟兄在家。当时在家里帮忙的张妈妈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好心人，她没有多少文化，但明辨是非，她认定父母是好人，也相信“好人终有好报”。在父母受难之际，她主动提出不要工钱，在家里忙里忙外，照顾我们几个还未成年的兄弟。文化革命中，对于充满诱供的外调，要她提供证据、诬陷父母的造反派，她明确肯定的说，父母是好人。几十年过去了，张妈妈已经仙逝，但张妈妈的声音笑貌仍历历在目，在幼年我的心目中，张妈妈和母亲一样，也是最亲、最可依靠的人。解放初期的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宗旨是好的，方法也没有太极端。父亲最后因为并没有查出任何贪污的行为，而告解脱。后任中央建材部部长的赖际发（与堂叔陆达是多年的战友，私交甚好），之后对堂叔陆达说：“你的那个大哥，比我们想的还要好”。这次长达半年多的审查，最后仅以父亲与当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忘年好友刘公诚在水泥厂经营和技术问题上的一次聊天，冠以 “向资本家泄漏了经济情报”，受到了记大过一次而收场。1955年，父亲利用从新疆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找当时的建材部部长赖际发，希望能对三反五反的审查做一个结论。赖际发部长当时对父亲半开玩笑的问：“当时做结论了吗？”听到父亲没有做结论的回答后，他又说：“没做结论，就是没有问题，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次运动，父亲虽然吃了一点苦头，但父亲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而计较，相反他认为共产党在反贪腐上动真格的，中国这样就有希望了。对于他这样曾经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中任职的人，进行这样的审查，虽然不太舒服，也觉得可以理解。在此之后，他认为自己已经卸下了全部包袱，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认同，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革命当然的一分子，以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的身份，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

三反运动结束后，当时的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来北京汇报工作，同时也申请中央调一些搞经济的高端人才，支持新疆建设。据《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王震》一书记载：王震将军当时“聘请了冶金专家余铭钰，纺织专家刘伸奇，水泥专家陆宗贤，轧钢专家顾廼义，纤维专家应寿纪等一批知名人士入疆工作”。王震同志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他当时的秘书黄铭在二十多年之后一次到家里聊天时说，当时王震到北京时，他和刘伸奇陪同前往。王震将军让他随身拎的箱子里，专门放了一双皮鞋，在见当时的农业部长沙千里等人时，就穿上礼服（熨烫的很整齐的军服），系好风纪扣，足登擦得锃亮的皮鞋。毕恭毕敬向他心目中的大知识分子求教，诚诚恳恳的请求派出人才，支援边疆建设。王震回到旅馆后，马上就脱下皮鞋，换上布鞋，自嘲说：“我这双放牛的脚穿不了皮鞋”。但是在晋见他眼中的大儒时，这个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将军，竟是那样的注意礼仪上的细微末节。父亲也正是这一次，由当时的新疆军区军工部的刘伸奇部长（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归国后在兰州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在解放军进军新疆途中，被王震请到进军新疆的部队里，出任了新疆军区第一任军工部长）出点子，由王震将军点名后，于1952年，由当时的父亲的上级单位中央重工业部调往新疆工作。当时党内那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还是很浓的。王震将军更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当时的铁路只通到兰州，而我们全家竟破例由王震将军安排，与去新疆考察水泥厂建设的当时的建材设计处的十几个人一道（在我印象中同行的有后来的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设计大师朱祖培，中国建材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德骧等人），同乘一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小飞机，历时四天（分别在太原、西安、兰州、酒泉，哈密停留加油，在西安、酒泉住宿，其中因下雨，在西安住了两天），飞到新疆首府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坐上了飞机，对于年仅六岁的我，充满了新奇和兴奋。而1936年与父亲结婚后，就在抗日战争的动乱中随父亲到云、贵、川、康（当时的西康位于现在的云南省西部）逃难奔波的母亲，刚刚安定了几年，就又要到内地人想象中的不毛之地去。而当时的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挠解放军进军新疆，造谣夸大新疆自然条件的恶劣。说什么：“新疆要说热，吐鲁番的县长在水缸里办公；要说冷，就是冬天在外面拉屎，要带一根棍子，一边拉一边敲”。还有说新疆土匪乌斯满，可以用套马索把飞机套下来。这些无稽之谈，也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出了玉门关，两眼泪不干”，母亲的情绪是很低落的。记得父亲劝慰母亲说，新疆还是很有前途的，而且中央答应我几年之后就调回北京工作。但没有想到，这次一去就是二十六年。我祖父和外公外婆去世，远在天山下的父母，均没有能够尽子女之孝道，只能在万里之外，洒一捧热泪。

在去新疆十年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新疆供应普遍不足，我们正是长身体的阶段，每天总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母亲笑话父亲说：父亲第一次去新疆，人家把他奉为上宾。他要喝水，人家就给他端上了奶茶或西瓜。所以父亲回到北京后以此为例，劝慰对去新疆顾虑重重的母亲说：新疆喝水要比吃西瓜困难。对此母亲倒没有责怪父亲，但以此笑话父亲：得点招待就受宠若惊，把二十几年的黄金年华都搁在新疆了。

作为礼贤下士的一种举动，王震将军在迪化当时的新疆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欢迎晚会，专门欢迎我父亲和后来出任新疆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的冶金专家余铭钰两个“海归派”到新疆工作，余铭钰是当时上海益华钢铁厂的厂长，在王震将军的感召下，将那家小钢铁厂迁往新疆，组建了新疆当时唯一的一家钢铁企业，当时命名为新疆八一钢铁厂（也就是现在上市公司八一钢铁的前身）。而父亲则是来他刚刚筹建成立的新疆第一家水泥厂——乌鲁木齐水磨沟水泥厂工作，并在乌鲁木齐仓房沟筹建第二家新疆水泥厂，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记得欢迎晚会由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新疆军区大礼堂演出评剧刘巧儿。演出结束时，天已漆黑。当时的迪化很多地方还没有路灯，当然公共汽车当时的新疆还不知为何物，回我们当时落住的军区招待所的路虽然只有不到两公里，但湿滑、泥泞，有的地方泥深至膝。王震将军又派他的吉普车，送我们回当时下榻的军区招待所。过了两天，王震将军又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家里做客。作为当时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王震将军的家却极简朴，因为快到中秋节了，王震将军家里还拿出了月饼招待。当然，当时新疆的月饼，无论外形还是内在质量还是很差的，是那种可用做武器的硬梆梆的月饼。而充做糖果的，既不是米老鼠，也不是大白兔，而是当时从苏联进口压制成型的方块沙糖。父亲和王震将军在房间里谈了约两个小时，而我和我二哥则不知天高地厚，在那里撒欢玩耍。

刚解放不久的1952年，新疆的现代工业还是一片空白。当时新疆为了开展建设所需的水泥，需要从数千公里外的苏联水泥厂，依靠当时紧缺的外汇和还很少的汽车，进口后千里迢迢辗转运来。每吨水泥的价格在乌鲁木齐高达1000多万元（旧币，1955年更换为现行的货币时，一万元更换为1元），相当于当时新疆一级工工人的三十多个月的工资。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父亲的主持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乌鲁木齐近郊的水磨沟先筹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普立窑为煅烧设备的水磨沟水泥厂，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中记载1952年“7月1日   新疆军区八一水泥厂举行开工典礼。该厂于1951年12月动工兴建，1952年4月竣工，日产水泥125吨。”这个短短五个月就投产的水泥厂也是解放后，我国建设的第一家立窑水泥企业。这个厂因陋就简，投资很低，有部分设备则干脆就是利用了一些废旧设备，如生料立磨就是订的荣毅仁家在无锡转产的面粉厂的设备。生产线年产仅有3万多吨，与现在的日产10,000吨的生产线简直不可妄比，但一举解决了新疆水泥完全需要进口的局面，水泥的价格一下子回落到了每吨三十多万元的水平。与此同时，父亲也在积极地筹划工程设计和工程准备，拟从前苏联进口回转窑等主要设备（当时杨德骧和朱祖培叔叔到新疆去，就是为了这个水泥厂的设计问题），在乌鲁木齐的近郊仓房沟，筹建当时属于先进水平的以干法中空窑为煅烧设备的新疆水泥厂，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1952年至1956年的这几年里，父亲一面主持这个袖珍小立窑水泥厂的技术工作，另一方面每周两天到新疆水泥厂厂址仓房沟，以业主代表的身份，处理基建中的问题。新疆水泥厂于1956年建成投产，父亲出任总工程师，我们家又随之搬到了仓房沟。

在新疆水泥厂（现在的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父亲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狠抓技术管理和人才培养。在技术上，他远见卓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化工的概念，主张冶金、化工和建材工业统筹建设、联合运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他因地制宜，主持开拓水泥工业新的原料来源，适应新疆的气候和地理特点。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关注了工业废渣的利用，他是我国最早开展工业废渣工业应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这些远见卓识的举措，为新疆水泥工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对于这一段历史，二十多年之后，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将军与堂叔陆达谈到父亲的这一段工作，对于他这个留洋的专家，能从新疆极其落后的实际出发，不照搬苏联专家的水泥发展思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他对新疆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公司已经发展为年产约上千万吨水泥的大型水泥企业集团。其中高标号水泥对新疆重点工程的覆盖率约92%，特种水泥占有率为85%。公司是目前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第一家通过产品质量和质量体系双认证的水泥生产企业，也是新疆水泥行业唯一被中国质量协会和中国建筑协会授予“质量满意产品”称号，并被中国质量协会用户委员会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的企业。当年建水泥厂等重要工程的水泥都需要从前苏联进口的新疆，现在已经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向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大批量出口高质量的水泥。而我竟也鬼使神差，参加了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设水泥厂的工程设计建设工作。

王震将军后来调离新疆，但还关心新疆的建设，也还牵挂父亲这位他请去的知识分子。他到新疆时，总要秘书接父亲到他的住所海阔天空的聊天。有一次还自己跑到水泥厂去，看望父亲。1964年前后一次，因为时间安排不过来，没有见到父亲，他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交当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谋长陈实，转交给父亲，请父亲与陈实晤面并嘱托父亲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水泥，多出主意。王震将军的那封信，毛笔草体，龙飞凤舞，字写得很大，谈得事不多，但洋洋洒洒有4张纸。

在文化革命前，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沿袭了王震将军的做法，对父亲关照有加。刚到新疆时，我们家在水泥厂的住房是当时水泥厂最好的房子。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疆各种条件都很简陋。我们家住的那栋最好的的房子，据说是30－40年代当时新疆土皇帝盛世才老丈人的“别墅”，但条件也很差。刚解放时气温普遍还很低，当时全球气候转暖还不知为何物，家里当然也没有什么暖气，只是一个火炉加一个土坯砌成的火墙。冬季屋子里的温度在临睡前火炉封火后，就急剧下降。记得我们到达水磨沟水泥厂的当天，正值中秋节。在北京的中秋，正是秋高气爽，温度宜人时节，但当时的新疆水磨沟水泥厂实行供给制，管理员就已经顶着鹅毛大雪给我们发那种现在的独生子女绝对不吃的硬邦邦的月饼。那时乌鲁木齐冬季的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0多度，在冬季里我们家里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在我记忆里，寒流一来，早上起来，放在屋里的装满水的水桶里的冰，厚度有时要超过5公分。为了取暖，父亲用旧布条，将门缝钉起来，窗缝则用报纸条糊起来。母亲用旧床单和麦草，做了厚度超过10公分的草垫子。铺在两条板凳和几块并不合缝的木板搭成的床上（这几个土造的席梦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来抄家的红卫兵以查抄武器为名，全部撕开、抖散，满屋子充满了十几年旧麦草的灰尘和草屑——这是后话了）。而一到冬季我们睡觉都不脱毛衣，而棉衣、棉裤都作为保暖物，整整齐齐的盖在被子上。有时特别冷时，甚至还戴着帽子、穿着袜子睡觉。家里唯一可以称得上家具的是父亲的一个小写字桌。当时我们也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衣物和细软，几件随身衣物就放在堆放在床下的木箱里。而旧报纸包几块砖头作为支腿和几块木板，就搭起了父亲的书架，摆满了父亲的专业书籍和当时组织学习的政治类书籍，其中有父亲从德国带回的化工大百科全书（这部化工百科全书在文化革命几次搬家后，住房越来越小，在木板书架上也能照样发挥作用的百科全书，在家里实在没有他的位置了，年近花甲的父亲对于何时才能再使用这套书籍，也觉得前途茫茫。为了给这本十分爱惜的书，找一个好的归宿，父亲就想把书捐给当时所在的单位——建工设计院。但当时当权的造反派，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懂得或准备懂得德语，父亲的捐赠被很轻蔑的回绝了。父亲忍痛将书送到了废品收购站。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大，它真实的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科学和知识的份量），还有就是联共布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几本平时政治学习的教材。直到1956年搬家到仓房沟水泥厂时，进疆4年后我们家才有了第一张小饭桌。父亲身上，没有吃过洋面包的工程师的派头和架子。他作为工厂的总工程师，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而他的助手，就是几个后来成为工厂技术骨干的大学肄业和高中毕业生，而当时的工人，无论文化水平还是技术水平都无从谈起。由于大小技术问题，都要他拍板定案，他经常穿着一个为了防脏，事后漂染成深蓝色的夹克，风尘仆仆在那个小水泥厂里四处查看。父亲在工厂的办公室也十分简陋，我记得一次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到面积也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张不到半平方米的简单书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敞开式的书架，地上放着一些水泥熟料的取样和一块之后捐赠给新疆博物馆的取自石灰石矿石的鱼化石。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夜半时分，经常有车间技术员因为一些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急促的敲门喊话。父亲被叫醒后，总是马上起床，赶到工厂，而且经常就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下班后才回家。

新疆那时，雨水很少，当时的水泥厂因陋就简，防雨能力也很差。记得一次因为雨水持续时间较长，车间里多处漏雨。为了防止水泥受潮，工厂动员职工把被褥捐出作为成品水泥的雨盖。父母就把一些被褥拿了出去。两天过后，被褥送回来了，但已污秽泥泞，不堪入目。这些在今天，属于需要大肆表扬的先进人物的壮举，在当时就是那样的平常和自然，在父母的心目中，作为一个职工，这就是本职。父母和其他职工一样，就是这样无怨无悔的投身于新疆的创业建设之中。父亲还以几届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新疆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还应邀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励年轻一代的学习和成材。

父亲当时情绪并没有受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影响。我记得在50年代初，父亲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一方面按照当时各级组织的安排，学习政治经济学，有时晚上还要与在大学里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母亲（母亲并非出身名门，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家庭的爱女而已。只是在比较开明的外婆的支持下，30年代作为少数的开放的新女性在当时的附属美国教会的金陵女大上学。在教会学校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作为一种经济学派讲授的），讨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的接受新的知识，保持与外界的唯一的技术交流通道（当时除了俄语技术杂志外，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几乎没有了），熟练掌握了英语和德语的父亲在四十三岁之后，又开始了俄语的学习。当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晚上父亲除了看看报纸外，晚上就经常坐在写字桌上，拿出他自己做的一面是汉语，一面是俄语的卡片，背起了俄语单词。有时我一觉醒来，发觉灯还亮着，他仍还坐在那里“秉烛夜读”。大约也就是两年后，一些俄语的技术书籍，他已经可以采用偶尔翻阅字典的方式阅读了。

当时的娱乐生活也是很单调的，一般是间隔一至两周，周末晚上，会有一场电影。春、夏、秋三季在工厂篮球场，冬季在大礼堂，由工厂工会放映电影。夏季，大家自带小板凳或搬几块砖头迭放起来作为板凳，还有的干脆就拿张报纸做垫，坐在地上。作为屏幕的是挂在两根竖直立起来的杆子上的一块很大的白布，在风的吹动下，银幕中的人像，也就象哈哈镜一样，由美变丑，变化万千。不一会，电影屏幕会突然出现一点焦黄，并迅速扩展到整个屏幕，伴随着画面的变化，扩音器里也会出现一个咯然而止的怪声。于是放映员就会向观众道歉，几分钟后，烧断的胶片接好以后，电影又重新开始。每次放电影，这样的中断，总要好几次。这样的电影也经常被突然而至的雨水或超过三级以上的风所打断，而不得不散场。但每次放电影，屏幕的正反两边，总是挤满了观众，三分之二来得早的，看正面；三分之一来得晚的，看反面。当然看反面的电影中所有的角色，几乎都是左撇子。当冬天来临，就在原来的一个兵工厂的车间改建的大礼堂里放映电影，礼堂里气温总是在零下几度。伴随着电影的放映，不时就会有一阵自发的有节奏的跺脚声。春节时，既有我们盼望以久的、由红烧肉做头牌菜的春节会餐；之后又由职工自己排演的、虽上了台面、但服装道具不佳，演出勉强可评为业余末级水平，但就是因为演员都是平常的熟面孔，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倒反而可以引起全场的捧腹大笑，全场气氛要比专业剧团的演出还要活跃。

星期六晚上，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到工厂的浴室，挤在经常拥挤得如同开锅饺子似的浴池里洗澡，当然，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杨梅疮和梅毒，爱滋病则更不知为何物。隔几个月，父亲会带着我们，坐着“六根棍”（一种车厢底板由六根棍组成的马车），颠簸1个多小时，到七八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市区内，逛逛书店，买点日用品，然后在一个天津人开的、支有两张方桌，店面充其量只有10～12平米的小吃店里，吃碗馄饨，打打牙祭。但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父亲还是很高兴的。记得父亲在1961年社会上开始大讲阶级斗争时，对我说过，1957年之前，工作中没有什么担心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芥蒂，有什么意见就说。有时意见不一致，与厂长或党委书记争几句，也没有什么，吵完了，工作照样做。父亲就是这样以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翁的身份，在新疆水泥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小型普通立窑开始，到大型回转窑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的黄金年华。

父亲认为自己是“主人”，因此他敢于发言，敢于“放炮”，他希望工厂的工作更有效率，希望国家的投资有更多的回报。他从工厂的正常管理制度出发，希望工厂事事能按规章办，高效率。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二十几年里，左倾思潮弥漫，父亲的“不识时务”，使他终于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吃尽了苦头。而我们全家也被株连，我们兄弟的升学、就业，程度不同的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起初我们兄弟受当时风潮的影响，把留学当时的苏联，作为自已学业的目标。学习上我们是尖子，工作上为集体的事不惜力气，是当时公认的三好学生。但我们始终笼罩在家庭的阴影之下，不仅出国留学是痴人说梦，后来就是重点大学，也根本无缘。高考分配后，我一度对于新疆的大学不以为然，不想上了。父亲开导我说，学习农业机械，也还是大有前途的。只要好好学习，是什么学校并不重要，鼓励我完成学业。但是就是这样我并不看好的学业也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冲到了爪哇国去了。2007年，已经退休的我因公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前留影，在照片上面用Photoshaop软件，写了“青年时期梦想就读的莫斯科大学。

为了改进工厂的生产管理，父亲提出了一些管理改进措施，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实在是一种不识时务的举动。不但领导不会把它当回事，弄不好就引火烧身。但他看着效率不高着急，急于改善经营管理，竟然不知轻重的说：“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的一些管理措施也是可以借鉴的”。这在当时左倾思潮迷漫的时候，这无疑是犯了天条。对于一些根据地来的老干部有时上班打扑克，他认为对工厂管理不利，很有意见。处事谨慎的母亲对于父亲的“大胆”很不赞成。善解人意的母亲也能从辩证的方法论，看待当时一些老干部的“毛病”。她说：“他们在游击区内待久了，工作没有点。你别看他们有时上班打扑克，可他们加起班来，一两天不睡觉也是常有的事。”极力劝阻父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浪头上，别做最先烂的出头椽子，给老干部提意见。父亲却天真的把自己当作主人翁，在百家争鸣的鼓励下，对于工作不利的现象，理所当然的提出批评。母亲的担心不幸言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类言论，一旦政治运动来，免不了要成为靶子。1957年的反右斗争，当时的水泥厂在党委书记（文化革命后，因经济和作风问题，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处分）的组织策动下，就自然把这个工厂里“学问最大，吃过洋面包”的父亲作为第一批靶子。我记得当时仓房沟水泥厂的食堂兼大礼堂，是大字报的张贴地点。还没有升入初中的我，对于这一切，并不知其中厉害。记得大字报开始时，仍属于自发的发表意见时，大字报中针对父亲的还很少。大字报中的意见一般也很中肯，是在对同志基本肯定的基础上的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希望。部份大字报还根本没有批评，却充满了对父亲的赞誉之词。记得有一份大字报说，父亲一次坐车回厂，看到一个水泥厂的工人正步行回厂（当时的公共交通基本还没有），就让车停下来，带上这个工人回厂，让这个工人非常感动。他认为一个他们心目中吃过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能这样对待一个普通工人，就是一个值得亲近、值得表扬。那时的蓝领和白领，关系很好，没有什么心理界限。而父亲以他的学识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他出自平等、博爱的待人谦和，在水泥厂口碑极好。当时如果没有权势在后面策动，父亲在工厂里决不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突然一天，全厂的大字报火力一下子集中到父亲身上，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扑面而来。照当时的形势发展下去，父亲的右派身份，几成定局。但后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后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关照下，针对父亲的一批大字报又奇迹般的在一个晚上被全部撤换了下来。他在工厂党委书记内定的右派名单上终于被撤了下来，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历史的旧帐又被翻了出来，在他的几顶黑帽子中，其中一顶就是反右斗争中没有带上，这次又被补上的“漏网右派”。而让我家最感对不起的是杨德骧叔叔，却因父亲受到株连。因为他为我父亲三反五反的有些过分的审查仗义执言，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母亲每每与我谈起此事，总是说：杨德骧是好人哪。

父亲对于国事天下事关心，行事襟怀坦白，对于这一次二次的“擦枪走火的误伤”，毫不在意，也使他一次次因忠言逆耳而被误伤。对于大跃进中的违反科学的一些做法，父亲不以为然。他做人要求实事求是，对于误人误国的浮夸十分反感。他对当时的大炼钢铁不以为然，认为炼出的“钢铁”质量低下，没有市场价值。对于水泥厂放弃正常的工作去炼钢铁也持反对态度。对于当时报纸上弄虚作假的“放卫星”，他从基本科学的角度看，认为是对人民说瞎话。他也以主人翁的身份，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浮夸风提出尖锐的意见。他在提意见的同时，并不推脱自己的责任。在1961年，他在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的发言中讲：“周恩来总理说三年自然灾害，经济上的失误，政府有责任。其实我们知识分子没有给政府出好主意，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这本来是一种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承担责任的自责，也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批判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断章取义的说：“陆宗贤攻击党和政府，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政府要负责任。”

1966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红色恐怖的口号下，运动一开始就充满着血腥气。我就读的乌鲁木齐一中，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入党二十多年的校长高长久，因学校智育抓得紧，被批斗，跳河自杀；我们的级任老师，在延安长大、立志献身边疆教育事业的张惠芳老师（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的小妹妹），年仅三十出头，不堪人格侮辱，跳楼自尽；我家在水泥厂住时的邻居——水泥厂厂长王岳陵（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的团参谋长）和爱人陈瑞华，撇下了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儿，双双服毒自杀。父亲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也更是登峰造极。运动初期，被戴高帽画黑脸游街，受够了人格的侮辱。先后的三次抄家，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照相机和西服，均作为红卫兵破四旧的成果，在展览会上展览。有少量的值钱的细软，则不翼而飞。父亲拒绝去台湾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被说成是被“埋在我们中间的定时炸弹”。父亲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去考察和1947年到台湾参加当时的全国工程师年会（那时的全国的工程师寥若晨星），竟被批为“到台湾晋见蒋介石”（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那时的蒋介石是在南京）。甚至父亲甘于简朴，不沾烟酒的习惯，竟也被扣上了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大帽子。随着运动的升级，父亲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可怕。从“反动学术权威”，到“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很快升级为“国民党特务”。在一些造反派内甚至还传出一个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所谓的国民党核心特务组织“梅花党”在新疆也有分部，而父亲就是分部的负责人。父亲被长期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牢和公堂里，甚至被毒打逼供。在一次审讯中，被轮班审讯达48小时，最后昏死在审讯室。记得1969年一月份，母亲的一个好心肠的同事告诉我们，说看到父亲被打得已经起不来了，嘱咐我们快去看看。担心看守不让我见人，我利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直接闯进关押父亲的房间。父亲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嘴角是之后伴他几十年的血泡，办公室水磨石的地面上铺了一个薄薄的褥子，就是他的“床铺”了。我问父亲怎么样，父亲笑得有些勉强，回答我说，我还好，你们放心。他见我是一个人进来，就问我进来时，经过他们容许吗。我告诉他，由于担心他们不让我进来，我是自己闯进来的。父亲担心会连累我们，就说，还是告诉他们一下吧！于是，我又转回去，在看守的房间里找到他们，像是刚刚进来，重新进去看父亲。由于这些本来就是扑风捉影，父亲坚持真理，屈打也不招。造反派收不了场，最后以根本没有影子的“国民党特务嫌疑”，送到了拘留所，关押了三年。我们家先后被抄了三次，搬了两次家，且越搬越小，越搬越远，越搬越差，最后在一个临近大粪场的仓库里落脚。在造反派的革命审查中，不仅按报纸上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也大大地“触及了皮肉”。父亲嘴角处的一块再也消不下去的血痣，就是在挨打时，自己的牙齿咬的。

当时父亲已经年过花甲，在这种条件下，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为了鼓励父亲能看开些，坚持活下去。母亲在可能的时候，就每月月初（只有这一天容许送东西）到拘留所给父亲送一些想来父亲也用不着那样多的牙刷等用品（食品不容许送）。在母亲被隔离审查时，就由我到拘留所去送东西。送东西时，人是根本见不到的，只能在看管人员的歧视的白眼里，把东西递上去，目的就是通过容许递交的为数不多的牙刷牙膏等，传递家里人还惦记他的信息。让他在牢狱生涯中，还能有一点希望。

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政治气候有了一些好转。1972年6月的一天，母亲的同事王明佐告诉我们，拘留所给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打电话，说：陆宗贤的问题，你们如果还拿不出材料来，我们要放人了。告诉我们：父亲的问题，最近可能会有转机。事情果然如她所料，过了十来天，大概造反派黔驴技穷，实在拿不出能放在桌面上的“罪证材料”来，父亲从拘留所被释放，结束了无罪关押的生活，恢复了公职和工作。记得从拘留所里释放的哪天，我们弟兄三个到拘留所去接他，他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也去了。为了先回家还是先回单位做思想汇报，双方发生了争执。我们担心父亲在拘留所中与社会隔绝多年，到了单位让思想汇报，不知深浅，再让人抓辫子，坚持要父亲先回家。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场，论文论武，均在那个“代表”之上。那个“代表”最后说了句狠话，但也不得不让父亲先回那个搬了两次、父亲还没有去过的“牛棚”。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商店，父亲让我给他买了一根当时价值5分钱的小豆冰棍。年过花甲的父亲竟像个孩子，拿着冰棍，一边走，一边有滋有味的吃起来。看到父亲这样，走在他身边的我，不竟有些哽咽。我们告诉父亲，他关进拘留所时的副统帅林彪已经因为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父亲惊讶得就像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感慨万千。

六．发挥余热、回报祖国

文化革命结束后，1978年，父亲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同志的干预下，调回北京工作。

1990年，父亲五十年代所受的“向资本家泄漏经济情报”的记过处分，被甄别撤销。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发文明确：陆宗贤同志按我党地下工作者对待，享受离职休养和医疗副部级、院士保健医疗等待遇。我们全家也算彻底摆脱了“复杂”家庭背景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人和平常人。

对于这些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父亲心襟坦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祖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一直工作到75岁。他向海外的亲友宣传祖国的进步和繁荣，动员在海外学业有成的子侄，为国家的建设出力，报效国家。我的儿子碰上了好年月，他经过努力，到海外留学了，圆了他父亲的留学梦。我儿子回国探亲时，父亲把他叫到身边，动员他回国创业。儿子说他的那个专业，现在国内还没有条件开展。我父亲说：“这样才需要你回来打开局面呀。当年德国那边要留我，但我惦记着祖国，就回来了”。对于父亲的想法，我十分的赞同，但我觉得事过境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儿子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要求儿子一定要怎样，但只要记着他是一个中国人就行了。在离退休后的二十几年里，他每天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关心国家和天下事。九十多岁了，他还根据自己管理独立的企业集团的经验，写信给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国家对于国有企业采用会计人员派出制，以防患腐败的滋生。他关心水泥生产技术的发展，常常提示我注意，某些学科的进步对于水泥生产进步的借鉴作用。他对于所谓的速烧工艺、凝石等所谓的新技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伪科学误国误民，毅然拒绝上门来游说的所谓的特邀知名专家推荐。他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他在看到一些地方受灾后，总是让我代他去红十字会捐款。

1999年，父亲以九十高龄，由我陪同，重游上海。他想看看曾经关押过他的巡捕房，但沧海桑田，旧址已经湮没在一群高楼大厦中了；在当年的黄浦公园前，父亲告诉我，就是这里曾经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匾。而就在这里，几个年轻的人民警察，看着我们通过横跨马路的地下通道有困难，热情的抬着他的轮椅，通过地下通道的楼梯。在母校校园里，他离开轮椅，由我搀扶着，站在老校长刘湛恩的铜像前，向面对日寇威武不屈，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老校长，深深的三鞠躬。时间已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讲起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激情不可自制，深切怀念那些冲锋在前的师长。有他这样经历过血火和战争，经历过屈辱和饥饿，有着坎坷人生经历的人，才更加深刻地理解祖国强盛和民族尊严对于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七、乐观豁达，俭朴度日、热爱生活、严肃人生

父亲一直到102岁才溘然离世，去世前，早起思路还是清晰，基本能够自理。他能够在这样高龄，生活基本自理，保持着基本清晰的思维，得益于他的乐观豁达的心态、俭朴规律的饮食起居及和谐的家庭生活。也在于他能够乐观的对待人生的曲折和遭遇的不公。我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曾经很佩服的对我说，我要是遭遇你父亲那样的挫折，我是活不下来的。

父亲一辈子不抽烟，也几乎没有过量饮酒。过去他是烟酒不沾，直到八十岁后，为了有益于活血，在我们的安排下，每天饮一小盅红葡萄酒。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唯一喝醉的那一次是在新疆水磨沟水泥厂，1956年年终完成生产任务后的春节聚餐。无论是工厂的干部，还是普通工人，给他敬酒的人很多。作为酒场上的新手，父亲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也不会自我保护的“偷机取巧”，“酒风纯正”的他，虽然只喝了几小盅，但毕竟从来不喝白酒，竟也不胜酒力，步履蹒跚，被人搀回家里。

他吃饭很“粗”，不讲究，很有控制。自己喜欢吃的不多吃，自己不喜欢吃的不少吃，顿顿饭量基本不变。父亲虽然属于当时的高工资、高收入阶层，但即使在当时贪腐成风的国民党政权里，对于一个不拿外快的高级白领，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解放后，家里也还是保持着较为简朴的生活。记得在北京我4－5岁时，早饭我们通常是稀饭、窝头、咸菜，中午是有一点油花的青菜面条，晚饭父母下班回家，家里才能炒两个青菜。那些南方的精细水果，如香蕉、桔子，因为当时市价较高，我们均不知是何滋味。除了在北京柿子刚上市最便宜的时候，偶尔买一点吃以外。吃过洋面包的父亲，讲究维生素和营养平衡。为了我们弥补维生素C的欠缺，父亲每天吃过晚饭后，要切一根长白萝卜，我们孩子一人几片，作为水果的代用品。我成年以后，母亲有时还拿我小时的趣事开玩笑。说我在过生日时，长辈问我要什么礼物。当时我要的竟是自认为美味的大萝卜。对于母亲的这种调侃，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北京西城区白庙胡同九号父亲给我们分萝卜的情景，那时的萝卜很新鲜，很水灵，大概是当时完全是施用有机肥的原因，一点也不辣，总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大概那时什么都喜欢吃的我，对于每次只得到的那几片萝卜，始终总觉得太少了。也许是童年的记忆尤其深刻，我现在已经年过花甲，对于长白萝卜，仍然情有独钟。

父亲除了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晚年赋闲在家，也就是看看报纸和电视。但他非常理性的安排自己的活动，一直坚持他认为有效果的锻炼。在身体可以时，他一直坚持每天早上打太极拳。但父亲性子急，对于慢节奏的太极拳，总是打得很快。我笑话他：说他打太极拳，是太极的样式，猴拳的节奏。但他这种很不规范的太极拳，却能一直坚持。九十岁后，他打不动太极拳了，就坚持推着轮椅走路。在我看来，只要在清晨空气好的时候，坚持活动，对于身体总是大有补益的。

父亲看不惯那些“有钱就变坏的男人”。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相濡以沫，携手渡过了六十二个春秋。这种相亲相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最有效的健康补剂。

父亲一直关心母亲，在母亲年老病重的时间里，父亲以近九十岁高龄，处处关心着母亲的衣食起居，每天戴着老花镜，为母亲分药。母亲在父亲被关进国民党的紧闭室，文革中被关进拘留所时，始终坚信父亲的清白，想方设法要让父亲知道，家里始终在惦念他。父亲在拘留所的三年里，始终用家庭的惦念开释自己。他从拘留所里回来时，对我们说，有时我在拘留所里面也想，我已经六十多岁，活着也真没有什么意思。但想，我要一旦寻了短见，你们一辈子都要背黑锅，所以也就宽慰自己，挺过来了。父母在我们面前，总是很矜持，从来没有什么过分亲热的举动。但记得我们弟兄将父亲从拘留所里接出来时，母亲从我们家第二次搬家后的“牛棚”里出来，眼圈红红的，含着眼泪，与父亲紧紧抱在一起。让我们也为之动容。

1996年是父母钻石婚喜庆日，我们儿孙辈为他们举办了钻石婚庆典。父亲小心翼翼的将我从非洲买来的钻石打造的钻石戒指，戴在了母亲的食指上。母亲那时老年痴呆症已经比较严重了，但此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都对庆典日里的“道具”，表示出深深的留恋。

在父亲和我们的照料下，1999年，母亲以88岁高龄，离开了我们。在我们最后照料完母亲离开医院时，父亲强忍悲痛，对我说，你们可以上班去了。我听到这句话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伤感的情绪，我对父亲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考虑我们的工作了。在之后的几天里，在我陪他睡觉时，我发现父亲睡的很不好，母亲的逝去，对父亲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但父亲在那种时候，还是想的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每想到这些，总是让我对父亲充满了歉意和敬意。

父亲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寿星。对于这样一个平凡长辈，一生没有什么可评可点的事迹，但我们敬重父亲的人品。在父亲离去的时刻，我们也要向父亲表示，你的人品和学识，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你热爱祖国，忠诚人民的事业，也是馈赠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财富。

                                  陆秉权

                                2011-11-10

附件一：王震将军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陆宗贤专家：

你到北京后的来信已收到，现在我派军工部杨一青政委到北京巴黎新疆建厂事宜，他住北京西北办事处，在水泥厂建设方面务请分神关顾指导。谨此并致敬礼。

                           王震（签字并印章）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附件二：王震将军给父亲的第二封信

宗贤同志：

我到新疆走马看花，到了许多地方故在乌市没有多逗留，未能晤面，甚憾。现托陈实同志带信交你，请你与陈参谋长晤面，托他转达我请你帮忙，将农一师小水泥厂加以技术革新或稍加设备，能年产3万吨水泥，以应农业及其加工需要。望此致以革命之礼！

                     王震

                     一九六四、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