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形势变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未来2-3年全球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的可能，由此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2008年以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与全球同步趋缓，但结构将更加合理，发展将更加稳健。

    一、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将步入周期性调整

    从2001年低谷开始，全球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周期已经长达6年。2007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周期开始错配，客观上提高了全球经济的灵活性。第一季度，欧洲和日本稳步增长，有效缓解了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第三季度，欧洲和日本经济开始放缓，美国经济则强劲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脱钩于单一的发达经济体，速度、质量和效益都在提高，金融体系更为稳健。随着最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经济是否还会继续高增长？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认为，在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地缘政治冲突、油价高涨、美国次贷危机等重大风险挑战下，未来两年内发达经济体可能不会再现2007年的好运，从而步入周期性的调整阶段，但是仍然不会陷入大萧条，其主要原因包括新兴市场在日益扮演着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增长的角色、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未完全消失等。

    第一，从经济发展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将迎来拐点。

    所谓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对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纯货币周期、投资过度周期等数十种理论解释，并划分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其中，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较为典型，并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实际较为吻合。即：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等因素，使经济增长呈现大约50年左右的长周期波动，每个长周期包括6个大约9-10年的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3个平均约为3-4年的短周期。按此方法划分，18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产业革命、蒸汽动力革命、电力动力革命、福特制大生产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等5个创新因素带来的经济长周期。

    最近的一个长周期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产品设计、开发和使用的周期大幅缩短，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从时间跨度看，本轮全球经济长周期从1983年开始，至今持续了接近25年的扩张，如果以长周期的规律演进，2009年左右将可能是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下降期开始；本轮长周期由若干个9-10年的中周期组成，从2001年开始的最新一轮中周期可能持续到2009年前后。

    总之，人类社会几百年来所观察到的数据显示，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在经过长期的强劲扩张之后陷入调整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在增强。因此，仅从经济周期的一般运行规律出发，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完全有可能出现中度调整。

    第二，本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有其客观原因。

    全球经济的本轮中周期从2001年的短暂衰退开始，此后经历了2002年到2004年连续三年的加速增长，2005年轻微回落（共4年的短周期），2006年又有所加速。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未来两年的预测数据看，2008年虽会放缓，仍然会持续较为强劲地扩张（共3年的短周期）。

    本轮全球经济的强劲扩张周期展现出全球普遍性增长、全球经济失衡、高增长伴随低通胀、资产泡沫严重等重要特征，这与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形成原因主要包括：

    全球低利率政策。为应对2001年经济衰退，美国将基准利率一度下调到1%的历史低点；日本实行了6年多的零利率政策；其他区域的利率也都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低利率刺激了全球流动性的高涨，全球主要经济体M2与GDP的比率普遍提高了2-3倍。充裕的流动性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市场膨胀和投资、消费的增长。

    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推动。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融入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如果用国际贸易额、国外总资产、国外总负债与GDP的比率来衡量全球化程度，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个比率大约增长了3倍。同时，资源、人力在全球的优化配置，降低了全球通胀的威胁，也提高了全球产能的极限。

    信息技术革命继续发挥作用。本轮长周期的技术动因是信息技术革命，全球信息网络助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创新周期呈级数般缩短，推动消费产品结构的升级。

    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2001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周期在总体上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三，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许多重大风险与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众多的风险挑战，四大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前景。

    （1）经济因素

    尽管全球失衡无序调整和贸易保护升级的冲击力巨大，但目前都不大可能发生。当前最具威胁性的是全球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和石油价格的冲击，对此二者的影响做好应对准备至关重要。

    首先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观察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特征，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关键。其基本的发展主线是：①网络泡沫破灭，在“9·11”导火索的引发下，美国经济衰退—→②美联储降息，乐观预期心理回升、流动性过剩—→③住房抵押贷款火暴，房地产泡沫吹大—→④正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强劲增长—→⑤公司利润猛增，推动股市膨胀，进一步刺激消费—→⑥美联储利率升至高位，房屋贷款需求下滑，房价开始下跌—→⑦住房建设投资下滑，次级抵押贷款问题浮出水面—→⑧股市和衍生品市场动荡—→⑨信贷紧缩和财富效应冲击，投资与消费受到影响—→⑩美国经济减速，进而波及全球。

    2007年美国经济尚能维持放缓的趋势，但未来1-2年内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增大，因为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刚刚开始，其传导效应将在1-2年内达到最大。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房市不景气导致了经济滑坡，在美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其他区域或许能够与美国脱钩，但是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世界各国将难以独善其身。

    其次来看石油价格的冲击。石油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在美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石油价格却攀升到历史高位。石油价格持续攀升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能源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第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石油出口国家组成了联盟，随时可能通过限产抬高价格，因此石油供应的前景较为悲观。第三，地缘政治冲突和金融因素随时在推高油价。第四，金融因素推动。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与衍生金融工具参与了石油价格的炒作；加之美元贬值趋势不断，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也会持续攀升。

    2006-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似乎未对全球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今后石油价格可能持续居于高位，高油价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重大风险。事实上，全球通胀压力的一个根源就是高油价的传递效应，其基本途径是：高油价→替代能源开发→玉米价格上涨→粮食、肉类价格上涨→生活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推动其余商品价格上涨。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是：第一，油价高涨，消费需求下降，以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石油消耗相关产业会受到连累；第二，高油价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各国央行即使在经济陷入困境时，货币政策也无法放松，经济增长笼罩“滞胀”阴影；第三，高油价可能引发更为激烈的能源冲突，一些主要的强权国家随时会发动战争机器，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

    （2）金融因素

    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可能发生转折、股票和衍生品等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美元面临贬值危机。这些因素彼此联系紧密，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其他因素的联动反应。我们认为，金融市场泡沫深度调整引发的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可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风险。

    股票市场泡沫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升的结果。但是，当前全球突然的流动性紧缩随时可能发生，最为关键的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发生逆转，全球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全球金融衍生品迅猛发展，同时在透明度和监管力度上严重滞后，这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高度关注。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放大效应，对交易者和监管者都提出了更大的管理压力。

    美元汇率自2000年以来的持续下跌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在未来1-2年内美国经济基本面继续下滑乃至衰退，美元危机的脚步将会走近。美元跌势加剧，资金将会从美元资产流走；但是，当美元重新大幅反弹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将可能远甚于次按风暴。

    （3）政治与社会因素

    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严重冲击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包括：世界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国内战争、转型国家的贪污腐败、少数政权的突发更替、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动乱等。这些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战争与社会动荡。

    当前国际社会最为担忧的部分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一是美国基于石油资源争夺战略的考虑，可能会借阻止核武扩展的名义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国际油价推高，全球遭受重创。二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冲突,甚至有专家认为2015年美俄之间将会发生战争。总之，随着未来全球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将是悬在全球经济头顶上的利剑。

    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可导致一国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非洲长期的动荡不安就是典型例子。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在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贫富差距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的风险将大大提升。

    （4）气候与环境因素

    气候与环境因素主要是指一些短期内不为人们所控制的突发因素。目前最具全球性的是气候的变化，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引致的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也在增多，对未来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以气候变化为例。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一些评估认为，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层出不穷的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法规，全球大多数行业必须考虑为此额外投入巨额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农业和旅游业在恶劣的天气变化面前受冲击最大；银行和保险业也会因此损失严重；增税政策必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价格，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未来气候变化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影响。

    第四，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中度调整。

    面临上述风险因素的威胁，本轮经济扩张周期将在何时结束，或者说未来5年中在哪一年可能陷入衰退，目前国际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乐观者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延长了本轮经济的扩张周期，而且全球经济随着宏观管理政策的成熟而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悲观者认为本轮经济周期由货币扩张刺激而成，将随着全球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的破灭和全球失衡的调整而陷入衰退。

    把握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在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各种动力因素中，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推动作用是否会受到制约；第二，在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中，哪些可能发生，其具体影响有多大；第三，各国实际上不会坐视危机不管，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将发挥多大作用。

    我们认为，未来2年内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包括：第一，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可能性增大，衰退来临的导火索将可能是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第二，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增加。

    同时，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还会面临一些有利因素，包括：第一，全球政策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危机的损失，由于各类组织与研究机构在不停地发出警告，主要国家的政府事实上也在清醒地调整政策，这些行动虽然不可能根本消除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产生的可能，并可在风险因素发生后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程度。第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消失，包括：全球流动性过剩未完全逆转、全球化通过区域经济合作而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力仍然明显，以及相对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等。第三，全球新兴市场经济规模日益庞大，而且增长速度持续高位，增长质量日益提高，金融体系稳步完善，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避免全球衰退的中坚力量。

    综合分析，2007年，全球经济尚可保持较高增速。2008-2010年，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中等程度的调整，但不至于走向全面的衰退或大萧条。在这个背景下，全球一体化可能会受到经济减缓、金融市场波动冲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

    二、中国经济周期由波动频繁向稳定增长转变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展现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征。1978年以前，波动频繁，大起大落；1978年以后，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超长的时期；1997年至今，经济增长步入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期。对比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周期展现出全新的特征，包括波动的路径上移、波段加长、波幅减小等特征，特别是1997年以后经历了一个超长的经济加速增长周期，同时伴随的是较低的通胀水平，在新中国经济史上乃至与同期世界各国相比都是少有的。

    中国独特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成因包括：

    第一、中国具备了劳动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积极、政治稳定和中产阶层兴起等重要条件，这是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础。

    第二、高储蓄、低劳动成本、积极的引进外资、对外开放并加入WTO，使中国高投资的资金来源、高产出的消费市场得到有力保障。

    第三、中国以政府和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效率得到发挥的同时，宏观调控措施更为成熟和有效，可及时熨平经济中过热或过冷的苗头。

    第四、中国实施了成功的改革措施。渐进性和持续性的经济改革措施，极大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增长潜力，制度红利充分得到挖掘；积极稳妥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措施，有效化解了外来金融风险的冲击。

    第五、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共处、建设和谐世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营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总之，支持中国经济超长周期增长的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在增强，抵御外部非常冲击的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从而有效克服了诸如重大洪灾和疫情、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过持续长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周期前景如何？在三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面临下行的周期性风险，甚至是硬着陆的风险：第一，通货膨胀失控导致宏观政策急刹车；第二，全球经济崩溃导致中国出口经历严重的衰退；第三，产能持续以高于总需求的速度增长，继而发生产能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因此，如果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将上述三种情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将可以延长此轮经济增长周期。基于中国具备的基本经济增长条件，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未来两年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但增幅会趋于下降。

    首先，全球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度的调整不足以导致中国出口严重衰退。同时，通货膨胀在相当程度上是短期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已经具备了庞大的产能，这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条件。只要目前在货币政策上有效调控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第二，中国内需呈继续扩大趋势，经济增长模式亦趋于合理。未来数年中国国内消费将进入高增长期，人口老化问题不会在未来10年里阻碍中国经济增长，除非美国经济出现意外衰退导致外需下降。同时，城市化继续发展，今后经济增长不仅来自中等阶层的贡献,更多地来自于城市化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的增加。

    第三，改革、教育和技术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多项经济社会改革，只要改革能够持续，中国经济就将持续增长。此外，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教育和技术，政府在教育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一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的潜力取决于它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潜力还远没有被挖掘出来，中国依靠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还远没有被充分利用。中国完全有能力挖掘潜力，在未来几年或者更长时间里维持高速增长。

    三、应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当前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正积累着日益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稳妥地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中长期内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1、支出结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

    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大量地通过出口予以消化，这使得中国消费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与各国比较，中国目前的投资率也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这种支出结构的风险是，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企业盈利下降直至面临关闭风险，带来失业增加、经济衰退。

    2006年以来，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引起了汽车、住房消费的升温，消费支出结构趋于改善；高投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反弹压力犹存；同时，出口增长仍然很快，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成为当前推动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渐上升，跨国企业的国际战略改变，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将会变得更为脆弱。

    2、收入结构：政府与企业收入增幅相对较高，居民收入占比较低

    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背景下，中国职工工资增长水平相对较快。有资料显示，过去15年中国的工资上涨是全世界最快的。尽管如此，本轮经济周期以来，中国税收与企业盈利大幅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仍然远低于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增长。

    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下，由政府和企业投资主导的高投资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撑。但是，在新的体制下，我国的医疗、社会保障尚未建立起来，受财富效应和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3、行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增加，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第三产业长期以来发展不充分，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较大。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仅为39.4%。近年来随着中国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第二产业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2006年接近了50%。总体上，中国产业结构仍不合理，重工业化趋势明显，这显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仍然处于较低端的地位。过度的工业化将对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知识经济更多地需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活跃和发展。

    实际上，由于资源禀赋和国际分工的差异，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必然存在差异，但是中国是全球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以第三产业为主，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已经较大程度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业分工，中东、非洲和俄罗斯则主要依赖本国资源条件，在初级产品开采等产业取得较大发展。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50%左右。

    4、区域结构：东部发展迅速，中西部发展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拉大

    东部先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长期保持这样的格局也带来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从51.2%上升到了60%，中部地区从29.6%下降到了23%，西部地区从19.2%下降到了17%。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未能有效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部崛起战略起步晚，也导致中部地区GDP在全国的比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同时，中国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达到3.3比1。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3年的0.407上升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其风险不容忽视，因为它不仅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形成威胁。

    5、投入-产出结构：高消耗与低附加值产出并存

    中国具有低人力成本优势，缺少技术创新。中国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造成了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多。而且，为了使产品保持长期的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削减成本，在环境治理、劳工福利、安全保护、产品质检、知识产权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不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能源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但是，中国能源消耗远远高于世界水平。2005年，GDP仅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分别占全球的7.4%、41% 、30% 、27%和40%。单位GDP能耗大约是日本的7.20倍、美国的3.52倍、印度的1.18倍，全球的3.28倍。

    由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国际资本和专利技术拿走，本国居民留下的是劳动力报酬低、消费低和生活环境改善缓慢，整个社会福利损失较为严重。在高投入—低附加值产出—低消费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发展将日益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从而制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四、未来两年展望：中国经济与全球同步放缓

    总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周期性调整的风险，会与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共振效应。同时，中国经济近30年来持续高增长的背后，积累了一系列结构问题，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压力，根本原因也是上述问题的综合体。这些结构问题，是在中国特殊国情和国际分工体系演变下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形成挑战。

    本届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规划和决策。比如，扩大内需，加强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和开发，征收各种资源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在教育、社会保障、科研等事业上加大投入，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引导资金和资源的配置；加快各项宏观政策的协调，走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等。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利好因素。只要中国能够稳步地推进改革开放，对内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对外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在未来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

    近期国际经济发生着风云变化，尚未对中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2007年以后股市持续向好，财富效应推动消费继续增长，2008年又适逢奥运会举办带来更大的拉动效应，因此2007年和2008年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借助奥运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综合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稳步回落，质量和结构更趋改善，走向更为平衡的增长模式，为未来20年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奠定基础。2008年以后，奥运经济效应减弱，全球经济走向中度的调整，中国经济也随之稳步回落。